论唐与奚、契丹的和亲

安史之乱前,唐朝为控制辽西,以便向东控制辽东,向西控制北亚,试图用和亲来抚绥辽西两蕃奚、契丹,但由于两蕃的内讧而归于失败。之后,唐与两蕃陷入了累年相攻之中。     

使者与唐王朝边疆民族管理体制

本文以唐代为例对使者在边疆民族管理体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我们应该用“使者”而不是“聘使”来称呼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官员;这些使者因为其使命的不同可以分为册封和册立吊祭使者,安抚、招抚和宣慰使者,宣谕使者,责让使者,朝贡使者,朝见使者,和亲使者,求请使者等诸多种类,是他们通过其活动在密切着唐王朝和边疆民族的关系;使者由于有着特殊的身份,是唐王朝边疆民族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者的研究涉及到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但目前关于使者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安全

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安全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三部分。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安全面临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侵入、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宗教渗透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维护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安全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适应。     

论金与蒙元的和亲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金朝,开始了为时24年的蒙金战争.金战败被迫与蒙元签下了城下之盟,金朝献岐国公主、金帛和马匹等物,成吉思汗引兵退出居庸关,金与蒙元进行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和亲.和亲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双方均有和亲的意愿,和亲在金蒙关系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

文章认为,唐代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度,并把之成功地推行于边疆地区.大唐帝国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盛和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与羁縻府州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清“康乾盛世”册封达赖与治藏的阶段性特点评述

清朝"康乾盛世"(康、雍、乾三帝)时期,清朝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推进对西藏的治理。清朝西藏政策经过了几个阶段性的调整、变化和发展过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清朝治藏文武兼备,厘订法规,其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本政策,集中体现于册封达赖喇嘛的全过程。清朝治藏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

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各民族经济互补、经济互动与共同繁荣等意涵。和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各民族经济互补是和亲的内在动力,双方都希望通过和亲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满足经济需求。历代和亲活动加强了朝贡与互市贸易,推动了不同民族的物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形成了经济交流网络,畅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动。历代和亲有助于各民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助于各区域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物质财富的总体提升。各民族以和亲促发展的历程,为多民族中国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为各民族形成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本文从巩固和发展兴边富民行动工作、增强推进兴边富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完成兴边富民行动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加强领导和工作创新等方面,论述了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

7— 9世纪后半叶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 ,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 ,情况最复杂的民族关系之一。本文以南诏崛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为基本线索 ,阐述了南诏、吐蕃与唐朝之间关系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 ,并简要分析了三者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     

论唐代内地与边疆的"互市"和"朝贡"贸易

唐王朝与边疆各民族之间除了以"互市"为主的贸易往来外,在唐王朝开疆拓土的一系列过程中,或通过武力威慑,或通过政治联姻,或通过遣使册封、赏赐,与边疆民族之间所达成的在政治上表示友好和隶属关系的"贡赐"贸易,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贸易形式。     

从唐与吐谷浑的关系看唐对吐谷浑的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奠定 ,唐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又进行整合和总结 ,形成了“胡汉交融 ,思想开放 ,兼收并蓄 ,取精用宏”的文化开放心态。这可从唐对吐谷浑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窥其一斑     

从唐与吐蕃的联姻看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通过现存《步辇图》、龙头三弦琴、璃兽葡萄镜等文物可看出唐与吐蕃地方政权之间的往来,以及唐、吐蕃的联姻对吐蕃经济文化的促进和吐蕃文化对内地的影响.     

论唐代东北和西南民族的内迁

在唐代从西北、东北和西南等地有大量的民族内迁,这些民族的内迁有其各自的原因和特点。本文分析和论述了唐代东北和西南民族内迁的情况、原因及其特点,这些民族的内迁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唐政府和东北、西南地区民族的关系以及唐代在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

自1946年岑仲勉先生提出"附国即吐蕃"的观点以来,学术界对"附国是否为吐蕃"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本文放弃以往主要从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相比较的讨论范式,着重从"附国印吐蕃"观点缘起之依据及唐初关于附国和吐蕃的史料记载之背景来加以审视,印着重从观点、史料的发生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结论是,附国即吐蕃的观点在唐人和宋人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史料记载的背景可充分证明附国不是吐蕃.     

唐朝对岭南民族地区的经略和开发

唐朝时期的岭南是俚僚等百越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唐朝在消灭伪梁、伪楚两大割据政权和地方叛乱势力后,恢复了对岭南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唐朝在岭南推行了诸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屯耕、修浚交通水利设施、整饬外贸秩序等措施,促进了岭南的整体开发和快速发展。唐代岭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岭北中原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即便在岭南地区,各区域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唐鸿胪井刻石题铭及渤海国初期国号考

原在旅顺的唐崔忻刻石是大祚荣所创立的渤海地方政权自称为“”的最重要的实物证据,“震国”则为早期的他称,而“渤海”则是唐朝中央与大祚荣地方政权后来都能接受的正式称号。     

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稳定》(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它以实地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广泛论证了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认为其表现在直接影响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