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法》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作了较大的改动,对检察机关的自侦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有必要通过比较新旧<律师法>关于涉及自侦工作部分的规定,分析新<律师法>对检察机关的自侦工作造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检察机关应对挑战的策略.     

新《律师法》语境下改进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进行了修改,这给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国检察机关应准确理解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拥有的各项权利的真正含义,结合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改进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使之适应新的形势。     

基于新《律师法》视角的刑事辩护中“三难”问题解决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维护律师权利”成为此次修订的重要部分，由此，刑事辩护长期面临的“三难”——阅卷难、会见难和调查取证难，有望得以缓解。本文阐释了此次修改《律师法》对刑事辩护“三难”问题的影响和新法实施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案等相关问题。     

比较法视野中的律师会见权

各国都在加强律师会见权方面的内容,但并非没有限制,共同做法是允许会见是原则,限制会见是例外.启动会见权最初多为犯罪嫌疑人,以后辩护律师可以主动会见.而我国新<律师法>在规范会见权时没有例外规定,严重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故立法应规定律师会见权的原则和例外情形,并且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     

新修订的《律师法》对检察业务的影响

2007年10月28日,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新修订的《律师法》集中突破了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三大瓶颈。但是这也在新、旧法的效力与对接等方面给检察实务带来很多议题,对检察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正确对待这些影响有利于推进我国法治文明进程。     

《民用航空法》修改视域下《蒙特利尔公约》的转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用航空法》”）的修改需要考虑对已被我国批准的《蒙特利尔公约》（以下简称“MC1999”）的吸收问题,通过转化的方式而不是规则移植的方式吸收MC1999是恰当的方法。《民用航空法》与MC1999具有共同的历史法源和制度亲和性,MC1999转化为《民用航空法》的相关制度,具有实践和理论准备,使其转化具备了可行性。MC1999的转化需衔接《民用航空法》的修订与现有法律体系,对MC1999的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消除中文作准文本错误,特别是消除因对华沙体系的误读而对MC1999理解产生的消极影响。未来修改后的《民用航空法》应当保障MC1999的强制适用;但对于不符合MC1999规定的国际航空运输,宜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同时,应当删除《民用航空法》第184条第1款关于条约优先适用的规定。在厘清国内与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差异与联系的基础上,可利用MC1999的转化适当改造国内与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双轨制,于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建立国际国内承运人的公平责任体系下的新的双轨制,促进航空业市场的公平与良性发展。     

律师阅卷难的成因、危害与对策

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律师阅卷难主要表现在:审查起诉阶段无法查阅到大部分的证据资料;提起公诉后所能看到的仅限于检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司法机关不按规定提供便利条件,侵犯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等三个方面。通过对实证资料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分析,律师阅卷难限制了对抗制在案件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降低了审判中案情认定的客观性和公证性,使辩护律师不能有效地监督侦查权和起诉权的行使,不能有效地防止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滥用,不利于辩护律师了解案件实情以便说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伏法,容易造成证据突袭和诉讼拖延。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立足国情,借鉴职权主义和对抗制模式律师阅卷制度的一些有益经验,进行小范围的制度创新,以暂时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第二步,在各种社会条件具备之后,再引进和确立较为完整的证据展示制度。     

海峡两岸律师会见权比较研究

台湾地区辩护律师会见权相较于大陆来说,在法律制度、实务操作、救济途径等方面发展较早,研究比较深入．体系相对健全。本文通过比较两岸律师会见权的理念基础、制度规定、救济程序等方面的异同,阐释台湾地区律师会见权制度对大陆的两点借鉴。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浅论侦查机关如何应对《律师法》的修订

新修订的《律师法》对执业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权利作出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加大了侦查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难度,增加了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的对抗性。因此,做为查处职务犯罪的侦查部门有必要对新《律师法》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有效的打击职务犯罪。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立法规定的改进与疏漏

律师会见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是律师得以深入案件、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丰富,其体现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进步颇具里程碑意义;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     

毛泽东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修改

毛泽东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至少有四次修改。第一次修改应在“1937年底、1938年初 ”，只是“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第二次修改在编纂《六大以来》时，在增加内容和形式的规范性、准确性的同时，注重决议案的原始性。第三次修改在1942年4月初前后，具有针对性、通俗性。前三次修改与纠正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有关。第四次修改适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以独立著作收入《毛选》，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运用，完善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重申和强调人民军队的建军理论，明确党内错误思想来源及其对应的阶级关系。它的修改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探究--以律师阅卷权为角度

辩护律师享有的核心权利是辩护权,而阅卷权则是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律师了解案件相关信息和获得证据的重要途径。作为公权力的司法机关掌控享有所有的案件信息,律师只有通过与司法机关交涉才能获得充分的案件信息,也才能充分享有阅卷权。探讨律师阅卷权的司法现状,也不失为一种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角度。本文就从律师阅卷权这一特定角度出发,通过展现律师阅卷权的现状、分析原因及完善律师阅卷权制度三个方面,来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思考

律师的权利,是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的基本保障。律师只有享有法律赋予的必要的、充分的执业权利,其“保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才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国现有立法中对律师的权利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简略、笼统或不适当,导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这些重要的权利在适用过程中阻力重重。必须在立法上完善我国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我国律师在法律上获得充分的权利,以维护律师的执业形象,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公司法》修改之要义

结合《公司法》实施中的问题及修改中的有关情况，对《公司法》修改中的有关问题即公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公司独立财产、公司人格否定、股东权益保护、公司对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公司的私募发行、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严格关联交易以及公司股票回购等作了相关的介绍与探讨。     

《公司法》修改之要义

结合《公司法》实施中的问题及修改中的有关情况,对《公司法》修改中的有关问题即公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公司独立财产、公司人格否定、股东权益保护、公司对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公司的私募发行、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严格关联交易以及公司股票回购等作了相关的介绍与探讨。     

从辩护制度看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为辩护制度确立了十分重要的法律地位。但从实践来看,现行的辩护制度还显得很不完善,并暴露出许多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辩方与控方产生抗衡的问题,才能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创业史》:修改意向和版本本性

《创业史》(第一部)经过多次修改,修改内容主要涉及农民阶级特性、政治路线、性和爱情描写等内容;其贯串性的修改意向是追求文本的教育价值。其修改导致了不同的版本本性。     

试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以环境公共政策为视角

当下关于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各种意见、方案中,对《环境保护法》的地位、称谓、价值、原则、制度等的认识很不一致、不明确.本文力图以环境公共政策为视角,对环境保护法修改中涉及的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引致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