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孝伦理的法律化

儒家孝伦理创立之初,其治世功用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孝伦理才逐渐法律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使“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治国的一大特色。     

孝与汉代家庭教育

“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也是汉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它贯穿于汉代家庭教育的始终,儿童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家风家训教育、经学世家家学传承教育以及皇族家庭教育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孝的内容。汉代家庭教育的重孝传统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建立以及家庭和睦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孝”的伦理审视

在传统社会,"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是至善的美德。但是,如果将"孝"人为地强化、泛化,则必将使其失去本义而发生扭曲。传统孝道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石,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色彩。进入近代社会,进步思想家们把对孝道的批判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相结合,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实质。但是,作为"孝"的最初本义——尊老爱老,我们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它,而这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值得继续发扬光大的。     

传统孝文化对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传统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含有消极因素,具有二重性特征.这种二重性特征,对农村的法治建设既有制约作用,又有促进作用,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进程.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传统“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

"孝"的内涵包括养亲、敬亲、尊亲和崇祀先辈.现代社会仍然需要调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建立一个现代孝的伦理模型,即父母与子女并行责任的模型.     

论汉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汉代教育是汉代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它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汉代教育对社会影响的最主要表现是:汉代官吏的群体知识化和由此导致的儒者官吏对儒家政治、经济、文化理想的自觉实践;落后社会习俗的改变;全民共同心理文化素质的提高。     

中美家庭“孝”伦理的差异研究

中国家庭的＂孝＂伦理内涵可归纳为＂养亲＂和＂祭亲＂两部分,美国家庭的＂孝＂则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孝＂伦理主要体现：在父母地位至高、视赡养父母为刚性义务、重视祭祀祖先及传宗接代。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父母在家庭中与子女地位平等、注重老人精神赡养、祭祖与传宗观念淡薄。目前,中国＂孝行＂面临传统孝观念淡出与社会养老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美国则面临社会养老体系成熟与老人精神孤独间的矛盾。     

孝作为伦理与哲学范畴如何可能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家们的思想普遍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当然,在这种普遍性之外,也存在着例外。以孔子为代表的原生儒家所建构的孝论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但是,原生儒家只探究了“孝应该如何行”这一伦理学问题,尚未回答“孝是什么”这一哲学问题。换言之,孝作为伦理学与哲学范畴“是否可能”、“何为可能”等哲学存在之正当性问题,原生儒家并没有涉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立足于天人感应的宇宙论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道”的自我运动。儒家孝论自此发生了逻辑性变化,“形式上的系统”宣告诞生。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汉唐时期的"军吏"

先秦时期"军吏"指士卒之上的各级军官.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士卒之上的中下级军官了.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但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畴、作用、地位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从批评客体的接受看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在经书、史书和教科书的意义上,《诗经》才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人们普遍地援引,作为最高道德价值的取向而为人们所效仿,作为拥有一切至理的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因此,严格说来,先秦时代尚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两汉时期,随着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断涌现,批评客体的范围扩大了,相对独立的批评文本也随之出现。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基本含意,即关注作品、作家。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     

论汉魏诸子的社会风尚批评和人物批评

汉魏易代之际,社会思想也随之变迁,在动荡的年代面对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汉魏诸子通过著书立文对社会风尚和人物品评各抒高见,王符、仲长统、荀悦、徐干等人的论述,是推动汉魏之际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社会风尚批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守;“崇真求实”的人物批评也开启了汉魏“名实”思潮。     

小议汉魏六朝人物别传

本文就古文献中的“别传”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重点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的人物别传,并提出了该时期“别传类传记”的史学范畴。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从《史记》、《论衡》等看汉魏晋南北朝“洗涤”语义场

汉魏晋南北朝“洗涤”语义场包含19个成员,各个成员在语义上存在着一些差别,义场格局较先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旧词的消亡、新词的产生和原有成员的发展演变。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