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汉代家庭教育

“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也是汉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它贯穿于汉代家庭教育的始终,儿童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家风家训教育、经学世家家学传承教育以及皇族家庭教育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孝的内容。汉代家庭教育的重孝传统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建立以及家庭和睦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汉代孝伦理的法律化

儒家孝伦理创立之初,其治世功用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孝伦理才逐渐法律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使“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治国的一大特色。     

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 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 ,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 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 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力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 ,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     

论《太平经》的孝道观

《太平经》的孝道观,一方面继承了汉代的孝道思想,以“天”论证“孝”的来源,并把“孝”和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面对东汉末年动荡的局势,对“孝”的理论进行调整,强调孝行之自然,把“孝”和因果报应联系起来,成功地把儒家思想纳入道教的思想体系。     

汉代“不孝入律”研究

汉代是孝伦理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与褒扬孝道相对应的就是"不孝入律",对后世封建法制影响深远。由汉代各类不孝罪及对不孝罪条文和法制实效的结合、比对入手,分析汉代"不孝入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可探讨汉代"不孝入律"的特征以及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历史流变。     

论汉代孝廉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汉代推行的孝廉制度形成了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孝廉文化。孝与廉本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德目,但是汉代推行的孝廉制度成功地将家庭伦理中的"孝"引入到公共政治领域之中,与廉德相结合,作为政府官员选拔与考核的基本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廉政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廉政为思想内核,以孝为表现形式,从对自己父母的爱延伸到非亲领域,转化为公职人员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对加强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建构初探

早期儒家对于孝道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早期儒家经典来看,早期儒家对于孝道的阐释主要是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儒家德目的关系入手进行思想建构的。文章对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道德条目的关系作了归纳和梳理,初步回顾了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对于理解儒家孝道思想的多重性有重要意义。     

从《二年律令》论汉代"孝亲"的法律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家庭伦理道德范畴,但在汉代更属于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汉代对孝的特殊重视有其特殊的原因,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在汉代不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不孝之人的惩处也非常严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供了这种处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关注农村养老问题

传统孝道的道德内涵,如养亲、敬亲等规定,是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统孝道的推广手段,如宣传教化、榜样引导、以法助孝、以政保孝是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手段。在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时,应该继承和借鉴传统孝道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资源。     

孝文化对农村家庭道德建设的意义

孝道德观念依然是当前农村居民处理父子关系、婆媳关系、代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但呈现出民主、平等的时代特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孝道德文化的发展需要把握:第一,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以新的孝道德观念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第二,加强社会主义的家庭美德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明创建活动;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政策保障和法律监督。     

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试论朝鲜李朝时期“孝”观念与儒教和佛教的关系

李朝时期的"孝"思想是由于性理学的兴起,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价值的。尽管如此,它与性理学的"孝"观念仍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被性理学看作是异端的佛教"孝"思想因素在李朝时期的"孝"意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孝"思想传入朝鲜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异,是朝鲜独特的"孝"意识结构。     

试论近代中国的非孝与拥孝

孝道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非孝者并非反对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而是认为传统孝道主恩,使子女丧失独立人格;孝道造成了中国家族本位,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孝道中的亲亲原则,不利于建立法治国家;孝道中的移忠作孝,成为帝王专制主义的基础。他们主张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爱与平等的基础上,父慈子孝应该是对应的。而拥孝者则认为孝道是道德的本源与起点,孝道的根本精神在于珍重生命,激发人们爱与感恩的情感。父慈子孝是道德义务,而非对应的权利。正因如此,就不应该因为传统孝道中的一些偏颇,或被帝王利用,就根本否定孝道。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与启示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初创时期、伦理学研究经受严重挫折时期、恢复时期和发展繁荣时期.新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结出丰硕果实,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得以形成并获得巨大发展,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等方面.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启示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关系、伦理学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需要的关系以及伦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     

论孝道文化与生活教育之整合

孝道文化是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探讨孝道文化与生活教育之整合,以期通过弘扬传统孝道、继承传统孝道精华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生活教育。     

试论佤族的孝道文化

佤族孝道文化主要包括善事父母、尊敬老人、孝敬是＂礼＂、尊祖敬宗四个方面,在凝聚民族情感、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中国式养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之源。     

论宋朝孝文化发展的特征

宋朝承袭了汉以来“以孝治天下”政策,大力推动孝文化的发展。宋朝孝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完成了“移孝于忠”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孝”重于“忠”;二是将孝道纳入理学之中,将孝理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