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乐府诗歌的抒情性

汉乐府诗歌叙事的目的是为整个作品的抒情发挥铺垫存托与渲染深化的作用。其叙事的戏剧化特征,使汉乐府叙事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文人特别是魏晋诗人对汉乐府的借鉴与创新正是首先基于其抒情性。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论韩愈诗歌的抒情性

对韩愈诗歌，历来多有评述。本文从韩愈诗歌的抒情性角度分四方面加以分析，并寻本求源，说明其抒情性来源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来源于他明确的理论追求，来源于他对历代“缘情”传统的继承。     

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

叙事因素在汉乐府民歌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诗歌的故事性、戏剧性大大加强 ,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细节描写也很成功。同时 ,汉乐府民歌在叙事过程中蕴含了深深的抒情基调 ,并非单纯的叙事诗     

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的审美趣尚

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都是反映孤儿命运的叙事诗。同为本民族叙事诗的代表作品,《孤儿行》与《竹仙》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尚。     

论汉乐府诗的生命意识

汉乐府诗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是汉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有感而发,透出浓厚的感伤色彩,但没能超越生命本体而得到升华。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生命意识的发展,在这里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但它终止了战国以来轻生重义的社会风气,体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珍视。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论曹禺戏剧语言的抒情性

曹禺以其戏剧语言的抒情性构筑着他剧作诗的大厦。在心理语言和抒情独白中渗透人物的所思所感;在意境的营造之中渲染抒情气氛;调动多重语言技法增强剧作的诗意之美,是他戏剧语言抒情性的显著特征     

论曹丕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发展性贡献

建安诗歌一代繁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汉乐府民歌美化、雅化、情志化、个人化,即文人化的结果.在这文人化的过程中,曹操有开创之功,曹丕继而从量变到质变,作出发展性贡献,曹植则完成了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历史性转化.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证曹丕的独特贡献.     

游仙题材之汉乐府论略

游仙题材的汉乐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初至武帝时以贵族乐府为主,其游仙题材的表现主要同祭祀相联系,语言古奥典雅,是武帝大一统的君权与渴望升仙的愿望的集中表现。游仙题材的民间乐府绵延两汉,通过对列仙之趣的描述表达普通民众的一种超越生死、丰衣足食的理想生活状态。而文人乐府游仙诗重在寄寓,往往借游仙以抒怀,成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寻求济世理想破灭后的心灵慰藉的方式。     

简论汉乐府民歌对"家"的表现及其成因

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民歌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有重大变化,其中对“家”这一社会现象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尤为突出。此种现象与两汉的社会结构、统治思想和诗歌理念无疑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论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

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缘事而发。歌诗缘事抒情,抒情不离事由,在乐府演唱方式和听众娱乐趣味作用下,开始了向叙事的演进。二是即事而进。歌诗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形为叙事实为语调抒情,形成场面集中、对话演事、人影粗疏的特点。三是铺事而成。歌诗完成由抒情向叙事的质变,具有场面转接、铺陈夸饰、人物鲜明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成熟。四是叙事而极。《焦仲卿妻》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跃升顶峰,这是文人模拟乐府叙事进而创造的结果。其结构严整、叙事出新、写人入心,取得重要艺术成就。而受到乐府演唱的制约,《焦仲卿妻》成为孤篇绝响,后继为难。     

《风》诗的双关修辞

双关是《风》诗中使用较多的修辞方式。其双关类型主要有四种:语音双关、语义双关、语境双关以及混合双关。语音双关也就是所谓谐音双关。语音双关和语义双关是《风》诗里双关修辞用得最多的两种类型。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

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成为莫言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动力,也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丰富多姿。     

维吾尔族民间歌谣中的“孤独”情节探析

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 (19世纪至 2 0世纪初 )维吾尔民间部分歌谣中的“孤独”情绪作分析 ,可以初步了解此种情感产生的根源 ,以及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发展产生的影响     

论台湾现代诗的"抒情"

探寻了台湾现代诗的诗学理想．认为台湾独特的时空语境、诗人“知性”精神的自觉，创造了台湾现代诗独特的“抒情”诗学，产生出区别于中国传统抒情诗的新人文抒情形象与抒情策略、方式．     

宋代诗人王十朋之推韩学韩

韩愈在两宋时期的影响颇为深远,南宋初期的王十朋就是一个尊韩、学韩的典型。他自云诗作从韩,更欲和尽韩诗。这既是受文化大背景所熏染,也是其个人审美取向的选择。王诗学韩,主要体现在＂以文为诗＂上,兼有＂奇＂、＂硬＂的刻意模仿。而较之韩诗＂横空盘硬语＂的特点,王诗则体现为＂质＂、＂厚＂。学韩而不似韩,是诗人处于欧阳修的＂学韩＂背景下,欲＂跳脱＂前人藩篱而才气秉性所不逮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