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作家的语言探索及其意义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在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提高白话文的表现力,使其既能表达复杂、曲折的文意,同时又具有关的特点.在追求这样一个目标的过程中,鲁迅、冰心等作家实验了在尊重汉语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提高汉语表现力的方式,并对后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

“五四”与新时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成就最大的两个时期,二者之间很难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但“五四”时期,汉语刚刚经历剧烈的语言转型,难免有粗糙、混杂之弊。新时期的文学语言有两个明显进步：首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融合与协调,汉语克服了早期语言的混杂与生涩,充分显示了融合与成熟。其次,与现代30年文学语言整体的朴素与平实相比,莫言、苏童、林白等作家创造了绚烂与富丽等多种语言风格。     

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

论及五四,人们总要说它"反帝反封建",本文对相关史实和此说之形成过程进一步的考察和辨析发现:一,新文化运动并无"反帝"主题,学生运动"外争国权"并未演化为"反帝"或"反对列强";二,"反封建"是后来的一种概括,但"封建"一词既不合中国古义,也不合西方原意,与五四并不相符;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反帝反封建之说大多没有认同。     

论“先锋小说”语言的疏离效果

先锋小说为了追求艺术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达到与现实生活的疏理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再创审美意象,他们使用了一系列的方法,使小说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别开来,即语言标点符号的超常使用、句子的情绪化顺序、词语的新组合与搭配、叙述态度的“客观化”等,使普通语言产生一种异质的效果,造成文本结构的外在形式的变异、意象的情绪化流动、形象的新组合与超常搭配以及异乎寻常的叙述态度等,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使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真正融合、统一.     

“五四”批判精神辨析

“五四”前后的文化是以反传统的特点载入史册的.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再造新的文化体系是“五四”时期的核心内容和永恒的主题.而这其中最可称之为精髓的就是“五四”的批判精神.“五四”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甄别和驳难,使传统文化的优劣短长在现代文明显微镜     

中国现代话剧的“复旦传统”与“场域”——以复旦剧社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学校剧社,复旦剧社从1925年创立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间,上演了数十种戏剧。该剧社处于诸种不同“场域”中,或受影响,或受益处,不断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剧传统：因“学校场域”而形成注重导演的表演传统,因“剧坛场域”而形成内外结合的操作传统,因“喜剧游戏场域”而形成侧重喜剧的风格传统,因“社会场域”而形成因时而变的内涵传统,而其本质是“自由传统”和“进步传统”。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文学场域与中国现代"自由撰稿人"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身处各种各样的场域关系之中,包括文学生产场域和文学权力场域在内的文学场域,是影响和限制现代作家最为主要的场域关系.由于卖文为生的身份特征和生存特征,文学场域对现代"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影响和限制更为显著.     

历史断层视野中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化场域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现代性"主题的凸显表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已经开始彰显,从而也标志着现代文化场域在中国开始形成。只有以一种"历史断层"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上述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到更合理的把握与处理。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五四”文学人性话语探源

晚清文学改良者在救亡图强的压力下完成了“人的发现”,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并且在“人的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观念的初步更新。与晚清对于人的社会意义的突出不同,“五四”则强调回到原初意义上的有着各种性别、年龄、性格等个性差异的人本身,从而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五四”文学在人类主义的宽广视野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公共空间、文学场域与现代性——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在文化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公共空间"构成的"文学场域".依靠文化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现代性语境中的写作.     

“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五四文学

"科学"(赛先生)是五四运动重要的旗帜之一,由于特殊的社会与时代背景,当时的"科学"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与功用,具体化为"科学万能"的信念,使得"科学"走向了"科学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实践和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借此标准,五四新文学家们完成了从传统的旧文艺观向新文艺观的转换,并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显现弊端时以"自然主义"进行丰富与补充;同时,"进化论"观念深深影响了五四新文学家的文学选择;"科学主义"还进一步影响了五四文学的题材选择、思维逻辑、语言特色等,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属性。"科玄论战"进一步确立了"科学主义"在知识界的优先地位,同时也暴露出其弊端。"科学主义"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价值与负面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当科学再一次与文学交融之时,非常值得认真研究与反思。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

本文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作家运思方式、五四新文学实绩及文学批评等方面阐释了科学对新文学的巨大而细微影响.因此,科学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系列生动形象,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结构中,占有相当鲜明的重要的关键性位置.     

论五四文学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旧道德转化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课题,也是新文学表现的一个核心。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敏锐地发现,是吃人的“忠、孝、节”儒教三纲支配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三纲五常,意欲彻底铲除家族道德伦理的根基;一方面积极地吸纳西方现代意识,重新构建“以个人为本位”的新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平等、自由、独立”为“大原”,以“幼者、女性和人”为本位。     

“五四”与文学的现代进程

什么样的作品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种理解是表现人的现代社会生活,因为现代意识毫无疑问地应该象盐一样溶化在生活的海洋里.这样,大量现实生活内容就被引进到文学的“盐田”里来.“盐田”就是纪实文学,无论改革伦理生态灾难体育交通知识分子问     

从文学社团到文学社区:打工文学生产场域的形成

发端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适逢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改革,专业作家制逐渐解体.打工作家文化资本严重不足,打工文学创作呈现出自发、零散的状态.文章以此为背景,从文学社团、打工文学杂志、文学社区三个方面分析打工文学场域的形成,打工文学获取了与主流文学对话的资本,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