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极端到折衷的形式主义批评

形式主义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流派,这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都以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形式为批评客体,以此探索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深入、不断综合.俄国形式主义以文本形式为绝对中心,排斥一切形式之外的因素;新批评较之采取相对折衷的态度,虽提出文本中心论,但并不完全摒弃历史的范式,承认作为语境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结构主义批评由于直接受到了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研究焦点由文本扩展到潜藏在文本之后的宏观文学传统及读者的"文学能力",研究视角大大拓宽,研究立场也比新批评更加包容.     

论詹姆逊的辩证批评理论

作为一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关于形式与内容的探讨继承了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于真正的辩证批评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它自身的内容的一种内在逻辑,是自身发展的最终结果,作品演化出自身的范畴,并规定对它自身释义的术语。在詹姆逊看来,内容的逻辑要求是基本辩证形式律的东西,即要求一种从内在到外在的运动,也就是说,它要求批判的视角逐渐扩大,以便从单个作品转向其由此产生的更大的社会现实。这就为辩证批评突破文本的自足性幻想,从文本批评走向社会批评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另一方面,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核心概念"内部形式"作为一个诠释学概念,不同于僵死的自然科学法则,强调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中阐释本身的作用。而要揭示表面之下的深层结构,就必须深入作品的内部形式,揭示个人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学的公共性: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 ——兼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

张江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出,文本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作为对该论点的回应,本文围绕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勾勒了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的文学阐释知识社会学发展图景,以此说明,不论是文学的生产、还是文本本身、抑或是文本的接受,无不具备公共特征,它们的公共性决定了文学阐释的公共性。与此同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基于公共理性,文学的阐释必然堕入那种主体之外无参照点的传统主-客体的批评模式的窠臼,导致批评实践沦为主体的自我反思的抽象判断。因此,唯有秉持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行为,才能在解决新问题的同时具有不断生发出新理论的动能,从而赋予文学阐释以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学修辞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文学修辞批评承诺对文本意义与效果产生的过程进行揭秘,它是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学修辞批评与其批评对象之间有天然的亲和性,对文学的修辞性的忽视,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忽视。     

读者反应理论与《跨国的雪》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界。读者反应批评学者认为文本不是孤立的自足体,它并不是确定了的意义。一个文本可以有诸多可能性的阐释,但它不会自我阐释,更不能自发地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是读者本身在积极主动的参与整个阅读和阐释过程,填补文本的"间隙"和"空白",并在读者自身的"期待视域"指导下最终完成对文本的阅读和评价。《跨国的雪》讲述的是一对好朋友在欧洲滑雪的故事。读者的作用在海明威含而不露的写作风格下得到充分的体现。本文将结合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对《跨国的雪》一文进行解读。     

意境全息说

艺术作品的意境具有全息性,它是以时空符码为核,以心理感受为晕圈组成的一元n维(n﹥4)多链混沌(chaos)状态。批评也应是全息的。全息批评建立在极性批评和去极性批评两种片面的基层之上。极性批评(polar criticism)是单一维度的无限伸展的批评,极性批评之间是互荣互补而不是排斥同化关系。理性批评建立在极性批评基础之上,是对极性化、个性化的极性批评进行去极化(depolarize),至少是两个极性的双向综合。全息批评的操作方法包括“白璧无瑕”、校雠重建和作品定位等。“白璧无瑕”即以挑剔的职业眼光矫正不足,擦掉白璧之瑕;校雠重建即依据本体、客体、主体以及各种历史条件对文本残片进行校雠、考证与具体化;作品定位(position)即批评要确立作家作品地位,就不仅要为作家的每一件作品定位,而且要为他的所有作品定位。     

主体间意识在文本中的对话——析让-皮埃尔·里夏尔的主题批评

让-皮埃尔·里夏尔是法国当代一位充满活力的文学批评家,其批评的理论基础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强调对文本的"直观"和"体验",着重探讨个别现象,而不是普遍的范畴.他还继承了加斯东·巴什拉的主题批评,从文本的表层"现象"(主题)分析入手,努力寻找文本深层的主题网络.读者(批评家)在文本这个客体中与作者相遇,在感觉和意识世界中进行两个主体间的互动和交流,由此把握作者的意识或想象世界的结构.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新时期文学批评主体的重新定位

伴随时代的发展,文学批评家的角色由权力意志"代言者"的角色向"阐释者"的角色转换;而批评主体的批评态度则由被动的接受向主动追求语言新奇的方向转变;批评视角则由原来单一的"政治批评"视角向"多元化"的文化批评视角转换。在此基础之上,批评家不得不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以期跟上变化了的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实践,促进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论翻译批评中的主体问性——兼论走向交往对话的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对翻译质量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批评主体的主体间性建立是实现批评理性和批评意义的前提条件.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异同可知,这两大理论对阐明翻译批评主体间性具有重要的启示:翻译批评主体间性的现代化诉求是走向多元与对话,精魂是理解与开放,翻译批评主体间性的实现在于处理好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辨证关系.因此,新世纪的翻译批评应是一种走向交往对话的批评.这种批评是以译作为媒介,专家学者、译者、普通读者和原作者共同参与的一场平等、多边对话.它具有未完成性的特点,即任何批评的主体都不保有做出最后结论的权利,批评是开放的,是自由的;它实现的基础是参与主体既保持"外位"的立场又积极参与,实现的条件是批评者有整体观,对译者的翻译理念、方法和目标持体验的理解.走向交往对话的批评将使翻译批评更具有可接受性,同时能更好地实现其功能.     

注视:约翰·济慈的莎评范式

“注视”是让.斯塔罗宾斯基提出的文学批评术语,是他对文学批评的隐喻式描述。批评主体与作家的创造意识虽不能融为一体,“注视”却要求批评家全身心地投入作品中,对作品进行批评式阅读;长久的“注视”会把人的视线引入神秘的领域。在莎评中,济慈热情地“注视”文本并在“注视”中寻找创造的灵感和契机,并将“注视”的焦点对准“神秘”。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评哈贝马斯的社会问题理论

哈贝马斯堪称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最为杰出的社会问题理论家,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不仅是现代主义理论家,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社会问题的重要研究者。他积极倡导将哲学和社会学理论转变为一种人们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理性重建的理论,即是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能够提出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他的现代性理念、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他的"批判的解释学"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源于60年代的英国,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但他对于文化结构-也就是结构对于主体的决定性的强调多少压抑了主体的反抗意义。葛兰西的理论则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和人类的主观意图同实践截然分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转移。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对一坟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了特殊的兴趣。当然,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不会影响文学经典仍然充当文化研究中的主要话题,而且,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总之,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天堂,同时也表明,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主客消融与人生自由——庄子人生哲学探微

人生问题是庄子关注的焦点.庄子认为人生的痛苦源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恶劣,而生存状态恶劣形成的原因又在于主客二分与主客对立.为此,庄子学说集中探讨消除主客对立的方法与道路,这就是安命--顺物--遊心--逍遥.     

红学的创新与发展

红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红学能够不断创新,源自其直面经典文本的勇气、紧握时代的脉搏、重量级学术大师的参与、学风学品学格的良性建设、跨学科的借鉴与吸收、重视材料与方法等几个方面。总结红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从真、善、美三个方面入手,努力促进新世纪的红学的创新与发展。     

蔡元培翻译观的认识论诠释

本文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蔡元培在《国文学讲义.叙言》中隐含的“译即易”的译学观点进行了诠释。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主体对于文本客体的认识活动,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译者主体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情感等都对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即不同的译本。但译者主体作用的发挥最终还是要受到文本这个客体和原文本作者这另一主体的制约。文本内容,即原作者的思想仍旧是无法改变的。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归结

伽达默尔通过对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的批判,为建立自己的哲学诠释学寻找到了内在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他的诠释学在理论上的三个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