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中的狐故事

狐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对象之一,狐故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以唐小说为代表,狐形象经由了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转变。唐小说中狐故事类型的嬗变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间信仰从对象到内容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古典小说创作观念由“实录”到“虚构”的逐步进化。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鲁迅小说词语的形象色彩义解读

本文以鲁迅小说文本(《呐喊》《彷徨》)为研究对象,用现代语义学方法对其词语的形象色彩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解读,总结归纳出鲁迅小说形象色彩词语运用的四个主要特色,并揭示了形象色彩词语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功能和价值。形象色彩词在鲁迅小说文本中的丰富表现和创造性运用,正是鲁迅追求文学语言具备“意美”、“音美”和“形美”等美感特征的结果。     

论唐传奇的娱乐功能

唐代“有意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注重作品的娱乐功能。作者多为文人,他们为求上层赏识以中科举,努力展现自己的才华文笔,自觉、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突破了史传的影响和束缚。他们强化小说的虚构特征,丰富小说的内容,像琐屑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朝野的笑话和佳话、民间流传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但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都成为了小说的题材。小说的娱乐功能还表现出内容“奇幻”、情趣“高雅”却又语言“谐谑”等相互融合的特征。     

章炳麟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之影响

1921年,章炳麟在上海寓所与前来拜访的芥州龙之分会面。章炳麟对日本民间传说中“桃太郎”形象的批判,使芥川深为震撼。之后,芥川根据这个民间传说创作了小说《桃太郎》。芥川笔下的桃大郎一改民间传说中被日本人崇拜热爱的形象而成为彻头彻尾的侵略者。《桃太郎》之后,芥川又创作了多篇具有强烈反骨精神的作品,这表明章炳麟的日本观对晚期芥州龙之介文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稻香和他的小说

罗稻香(1902～1927)原名罗庆孙,笔名罗彬,生于汉城的一个汉医家庭。曾在医专念书后,留学日本。一九二一年回国后,在《启蒙》、《时代日报》等杂志社和报社当记者并开始创作活动。创作初期,加入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团体——“白自潮”,写出了长篇小说《幻戏》和其他一些有自然主义、感伤主义色彩的作品。“三·一”运动后,思想有所转变,文学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发表了《佣工之子》、《池亨根》、《哑巴三龙》等许多短篇小说。小说《哑巴三龙》是罗稻香的代表作。作者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哑巴三龙的形象,主张了被践踏被污辱的人们的人权和自由。三龙在主人家里受尽虐待和折磨,然而     

文言传奇集的编纂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

唐代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它的出现不仅引领了文人有意创作小说的潮流,还开创了“传奇体”这一种小说体裁,为后世特别是为明清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借鉴和广阔的创作思路导引。明代《六十家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集在编创上皆受到唐传奇及其变体的影响,并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实现了较大的超越;而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对唐传奇的直接沿承。“传奇体”的确立与发展,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经典之作的产生并走向经典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小说体裁的传承与变革,充分反映了“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过程,有着丰富而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小说魅力探源

本文旨在小说文本的“自在”性分析，借以“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将小说创作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感知”把握出小说创作的“异化”与“间离”的自然“张力效应”。使人与自然、人与作品在现实世界中达到统一，由此找到了小说创作在审美取向中的生命韵味。作为小说创作的载体，本文更多地通过现代文学创作动态休验的“直觉思维”，把“理性感知”的形象在特定的语言（母语）环境（生活）中，揭示、敞开出小说创作的魅力之源。     

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

有一种看法认为,陈贻焮等的王维“亦官亦隐”说,不符合唐王朝的制度与政策,其实,陈贻焮等的“亦官亦隐”说,是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立论的,同唐王朝的制度与政策无关;从唐人自己的说法入手,可论证“亦官亦隐”并非子虚乌有,它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关系密切。     

试论唐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武侠题材小说的创作极度繁荣,蔚为大观。如果考察它在小说史上的源流,则必定追溯到唐传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文采与意想＂皆有可观,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高峰,而＂侠客＂正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中晚唐时期士人对侠客题材产生浓厚兴趣,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侠客形象,留下不少传世佳作,并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运用类型分析的方法重点分析了中唐以前和晚唐时期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长吉体的艺术特征

李贺诗歌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 ,被誉为“长吉体”。“长吉体”具有诗歌题材的虚幻化、诗人形象的艺术化、艺术表现的独特化、语言风格的多样化等艺术特征 ,从而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比抒情诗还要复杂的主观性的文艺"--简论芥川龙之介的私小说创作

大正时期,日本私小说充分发展并兴盛。芥川龙之介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作家,独特的个性、社会环境以及文坛气候使其对私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芥川龙之介通常被定位为冷静、客观、理性的作家,而他创作的《文友纪事》等充满了“诗的精神”的作品,不仅大大拓宽了私小说的创作领域,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芥川。     

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本化"--试析芥川龙之介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基调

芥川龙之介历史题材小说选材的新奇 ,构思的精深 ,完全得益于他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特别喜好 ,借鉴、移植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风格与情节成为他早、中期作品的主要基调。作者认为 ,芥川从创作初期的《酒虫》到晚年的《马脚》 ,《聊斋志异》对他的影响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 ,完全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本化”。     

“天演论”的祭品:塾师形象的妖魔化书写——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创作深受“天演论”影响.为赋予“天演”思想以合理性,预示“新必代旧”是社会演进的必由之路,小说中的塾师形象呈现出突出的妖魔化特征即,形象猥琐、道德败坏、不学无术.妖魔化使塾师形象在个人修为、知识层次和社会价值多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兴知识分子并注定被其取代.根本上,塾师形象妖魔化源自作家对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焦虑不安和改良冲动,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     

对“新潮小说”疆域界定的再思考

通过对“新潮小说”的创作思想、创作特征与话语本质进行考察,对以往的“新潮小说”研究中存在的疆域界定含混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寻根、先锋小说、女性写作、新写实小说以及晚生代作家的创作是构成“新潮小说”的五大板块。     

有关柳永的戏曲小说作品考论

北宋词人柳永因其生平颇具传奇色彩而为后世通俗叙事文学所关注。柳永形象在宋元时期的南戏、话本等通俗叙事作品中,呈现出多重的,甚至是溢美和溢恶并存的特征,显示出宋元时期民间叙事作品“主在娱心”的娱乐性、诙谐性和消遣性创作心理。而明清的戏曲、小说,则是突出了柳永形象多才、多情而又多难的悲剧命运,体现出明清戏曲、小说作者“回护士人”的创作思想。仕途蹭蹬、怀才不遇而又逞才使气、寄情红楼的柳永形象,符合了明清时期的文人个性意识张扬、精神自由放旷的文化品性。     

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创作与傩文化关系密切,在多方面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傩祭仪式和傩戏是沈从文创作表现的重要内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表现为塑造神巫形象、写信仰傩神的俗民、给人物取有“傩”字的姓名以及采用与傩相关的语汇写人物。沈从文创作的情节设置、神秘风格与小说的尚“三”特征也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     

喧哗与骚动:王朔潮印象

1“新时期”小说的结束和“后新时期”小说的开始的标志之一是王朔的小说潮。八十年代后期的小说创作，渐渐失去了“新时期”初期的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势头，一些旧的形象、旧的激情，渐渐被多元格局下的新的形象、新的情调所替代。进入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被认为是在看取世相上，少了“新时期”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遗风，而转成既直面现象，又认同现实，把“理解”生活放在第一位，置身于有局限、有缺憾的生活之中反映生活，更具清醒而严谨的现实主义神韵。在文体意向上，“新时期”小说高度重视主体的凸现和高扬，而“后新时期”小说…     

史学意识与唐宋元小说批评的进程

唐宋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创作,小说理论在唐宋元时期面临如何真正走上艺术审美批评之路的问题。从唐之“史氏流别”观到南宋之“史说分离”观,再到元之“说大于史”观,史学意识在唐宋元小说批评中的隐现及其渗透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走向艺术审美批评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