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四省市农村妇女基本状况及其生活简析

本文根据中国14省市农村婚姻、家庭调查所得3027女性个案资料分析了农村妇女生活基本情况。随着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和经济活动,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提高,因而在家庭中的发言权也有所增加。但女性受教育状况仍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全部被调查女性中文盲占36.3％。被调查女性中77.5％从事种植业,目前种植业在农村仍居于收益较低的行业,从事各种专业和进入乡镇企业的妇女仍属少数。调查表明农村家庭的当家人绝大多数还是男性,丈夫对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仍较大。半自主的婚姻占绝大多数。重男轻女的生育意愿普遍存在。农村妇女在争取婚姻完全自主、离婚自由及受教育权利等方面尚面临不少问题。     

现代农村婚姻——基于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

现代化理性主义渗透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的延续变迁不能离开对婚姻的探讨,当代农村婚姻出现很多新现象,男性婚姻压力增大、远亲婚恋、闪婚闪离等现象,这些都与女性家庭地位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离不开人们所依存的现代理性社会,基于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的视角对现代农村婚姻新现象进行分析,探讨这些现象的原因以及农村婚姻未来发展趋势,并试图给予可行性的建议。     

贫困地区农村大龄青年未婚失婚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出生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村男性的大龄未婚问题突出。对冀西北贫困地区农村的专项调查发现。大龄未婚男性仅在所从事职业方面与已婚男性没有明显差别,而在教育、健康、技能、收入、住房、沟通能力等方面均明显劣于已婚男性;个体素质和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更可能处于大龄未婚状态,尤其是适婚年龄时的家庭经济条件对征婚的影响尤为显著。总体来看。在性别结构、择偶梯度和婚姻流动性别差异等条件约束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男性适婚年龄时的家庭经济条件及个体人力资本的全面劣势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竞争失利的决定因素。     

婚姻性别比失调的男性选择

婚姻市场是指婚龄期男性与女性择偶关系的总和，它是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到社会行为中的分析，它表现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在婚姻领域人们对婚姻配偶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只有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婚龄期的男性和女性供需保持平衡，才能使婚姻市场保持基本的平衡，使处于婚龄期的男性和女性能够顺利找到婚配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初见端倪，而后继续攀升。随着80年代出生的人口步入结婚的年龄，婚龄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市场出现了大龄男性青年找不到婚配对象的现象，并且因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在攀升，后出生的人口随即进入婚配年龄，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     

农村青年婚姻市场层级化的社会学分析

当前农村青年婚姻市场上,以"家庭地理位置"和"家庭经济条件"为分层标准,农村男青年被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不同层级的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有着不同的处境:较高层级的男青年拥有较大的择偶主动权,中层的男青年也基本能够进入婚姻,较低层级的男青年择偶困难,成为大龄未婚男青年的风险较大。因此,形成不同层级的原因是性别比失衡使得农民经济上的分化在婚姻市场上凸显出来,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农民择偶观念理性化,打工潮加剧了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     

隐忍:理解婚姻危机中农村青年留守女性生活境遇的一个视角

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下,长期异地分居的农村夫妻面临各类婚姻问题。从农村青年女性的视角对社会转型中所涌现出来的农村婚姻危机现象进行类型概括,并对婚姻危机中农村青年留守女性维系婚姻关系的动因进行分析后发现,尽管打工经济新常态下的农村离婚、逃婚及婚外性和婚外情等婚姻越轨现象增多,但受社会整体变迁的挤压效应和村庄规范的式微、农村青年留守身份特质及其性别依附性及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缺失的影响,她们只能在既有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中挣扎,形成了消极对抗的隐忍策略。     

“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

本文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方式这一新的视角，对北京著名的外来农村人口聚居区———“浙江村”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状况进行了生动描述和深入分析。指出：浙江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的流动，它是带着综合性资源的经营者的流动。浙江村村民进入城市的过程是不断寻找市场和开拓市场的过程，并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以聚居为基础的产业加工基地，作者将这种类型的流动称为产业———社区型流动，文章还对这种进入方式形成的制度背景及其对城市管理体制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女青年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途径及存在的问题——以鲁西南A村为例

农村女青年主要通过婚姻、升学、关系、参军、个人自致等途径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由农村迈入城市.但是,由于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家庭条件、个人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女青年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跨省区联姻扩大化成因与影响分析——江苏省淮阴市外进婚调查

80年代后期,以妇女为主流的跨省区异地远距离婚姻流动日趋增多,持续不断的外流妇女婚姻大流动,自愿与非自愿异地联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矛盾,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以江苏省淮阴市外进婚普查万人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跨省区异地远距离联姻扩大化成因的剖析,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当前在农村存在潜在的“新娘市场”是导致“以财谋婚”和“以婚谋财”出现的原因,经济因素对婚姻流向的干预特征显著。二、与婚姻大流动相伴随,违法婚姻较多,外进婚家庭婚姻质量不高。三、外进婚家庭职能的弱化与当代农民家庭社会变迁总趋势的巨大反差日渐显著。     

家庭暴力的发端——上海夫妻攻击行为的现状及特征

本文以一般家庭的夫妇而不是以受害女性群体为对象来考察家庭暴力的发端——两性攻击行为的现状和特点。所谓的攻击行为不仅指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还包括伤害他人心理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男性主要以天赋体力来显示自己的大丈夫权威,女性则往往借助语言优势对丈夫进行呵责、奚落,或以消极怠工、回娘家来发难,以性惩罚乃至出走、自杀来示威,她们在婚姻冲突中首先退让、主动和解者也远比男子少。一些女性并非只是扮演被动挨打的角色,也常常及时还击,有的甚至主动出击,一些丈夫正是在妻子先诟骂或先动手的境况下才一时冲动拔拳殴打的。调查表明,女性依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其中农村妻子以及自身资源处于劣势的妻子更多地被丈夫所殴。     

“凤凰女”的生存与婚姻困境的社会学分析

"凤凰女"指的是那些通过高校招生进入城市学习并且在毕业之后留在城市工作的女性。运用访谈法和文献法对于"凤凰女"的生存、择偶、婚姻、舆论方面的困境进行了一一揭示。因其女性的身份与人际关系网络的缺乏"凤凰女"在求职市场上是弱势群体。因其年龄的劣势、家庭的劣势、性格的劣势,"凤凰女"面临着择偶的难题。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凤凰女"面临着经济压力、子女教养难题、家庭地位不对等、婆媳矛盾尖锐等问题。公众及其亲人对于"凤凰女"的困境缺乏理解与同情。     

农村大龄未婚青年婚配困境研究

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境是农村婚姻变迁中的突出现象。农村婚姻变迁不仅体现在传统通婚圈向婚姻市场的外在转变,婚配方式、婚姻行为乃至婚姻观念都在发生快速而根本的转变。在男女性别比失调这一人口结构背景下,农村婚姻市场通过个体化的婚姻选择、婚姻竞争的物质转化、婚姻达成的家庭支持、婚姻市场结构失衡与社会排斥等运作机制,在结构与行动两方面形塑了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婚配困境。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群体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婚配困境影响大龄未婚青年本体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对农民家庭再生产有序进行以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不利影响,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传统角色的变化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她们的传统角色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今女性比以往更独立，因为她们享有更多的权利（如选举权和婚姻自主权）。尽管更多的女性成为家庭经济顶梁柱，但她们仍是照顾家庭的主力。女性传统角色的变化究竟让她们生活得更惬意了，还是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复杂？     

农村女儿养老支持力研究

养老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基于豫东A村的调查发现,随着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高,农村儿子养老力量有所弱化,女儿养老的能力和养老意愿不断增强。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支持等方面的支持力作用愈发显著,女儿在家庭养老方面的重要性愈发显现,在农村老人晚年生活保障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双版纳傣族女性婚姻观念变迁与社会文化发展

婚姻观是将要和已经进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两性对配偶的要求和对婚姻生活的期待,维系婚姻的态度等。不同时期的男女两性对婚姻的观念是有差异的,女性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其观念的变迁不仅直接影响到女性自身观念的变迁,同时也因其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地位而影响着家庭乃至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本文试图以西双版纳傣族女性婚姻观念的变迁论述其观念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即传统文化形成女性婚姻观念,现代文化影响并改变着女性婚姻观念,两种文化在女性婚姻观念影响与变迁中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会通发展。     

流动儿童的社会福利现状与发展策略

流动儿童是跟随农民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进入城市生活或学习的0-16岁农村户籍儿童。我国流动儿童的各项社会福利已取得显著进展,包括营养与健康、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家庭与社会支持等。但是,流动儿童的社会福利水平仍有待提高,许多福利不平等问题亟待解决。为此,需建立新型的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的管理模式,建立流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流动儿童社会福利工作协作机制等。     

当前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之关系

作者认为，农村改革启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市场经济为实现社会流动提供了巨大空间。８０年代以前农村“外流劳动力”与受教育程度并无十分密切的相关，９０年代这种关系开始逆转，未来农民的社会流动将更多的依赖教育资源；城市职工的各类社会流动均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女性的就业结构偏重于低职业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是教育因素，而改变这种状况的主要途径也是教育     

从征婚启事看我国城镇大龄未婚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异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在我国城镇30—49岁人口中,尚有123.6万人没有结过婚。①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则告诉我们,城镇30—49岁的未婚人口又有所增加,已达269.5万人。那么,是什么因素作祟,使这么大一批人迟迟解决不了“婚姻”这件终身大事呢?我认为,基于地区经济水平差的农村女性的婚姻流动,是造成农村大量男性择偶难的主     

结婚还是分手？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转变研究

未婚同居正在成为年轻人择偶过程的一部分，同居是否会走向婚姻，哪些因素会促进或阻碍同居走向婚姻，成为家庭行为研究的新议题。文章利用95位“90后”乡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回溯性和追踪性访谈资料，对同居向婚姻或是分手转变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即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能力对婚姻的形成仍然是最重要的；个体化进程和对婚姻情感基础的强调，使同居关系质量也成为关系转变的关键因素，尽管它对结婚和分手结果的影响强度是不同的；同居关系本身的一些特征也可能影响到同居结果，地域异质性是进入婚姻的一个重要障碍，而同居中的怀孕则会加速向婚姻的转变。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同居关系的转变，为分析当今年轻人的婚姻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因素。     

换一种方式关注外来女性务工人员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女性也逐渐走出家庭,走进了城市,形成了“外来女性务工人员”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为了生计,她们来到城市后,只能从事餐饮服务和清洁行业等较繁重的体力劳动,她们居住在条件简陋的住所里,远离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独自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她们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