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中国贪腐新闻生产的影响及介入模式研究

贪腐新闻是指公开传播的有关政治人物(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党纪政纪、社会公德或公众期望等不当行为的信息。对贪腐新闻生产的考察可以了解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媒体而影响贪腐新闻生产的。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我国的贪腐新闻生产受到媒介制度、审查制度以及各种潜规则的影响,遭遇到了生存困境。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科层结构中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治信息传播的等级制度,使得贪腐官员的信息封锁以及政府的审查难以完全实现,从而为贪腐新闻的生产提供了更多元的消息来源、传播渠道以及舆论监督的空间。网络媒体介入贪腐新闻生产的方式日益多元,作用也日益突出。但无论如何,网络揭腐仍然无法逃脱"被权力"关注的困境,媒体反腐败的深入开展仍需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三螺旋混成组织视阈下的科学知识生产

多价知识观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的强调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特定要素或某个片段的视阈,内在地要求以集成性的观点来审视科学组织。在分析知识多价性与科学知识生产场域集成性关系的基础上,阐释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混成组织是一种科学知识生产的集成性组织。它捕捉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包含学术、市场和政策的多元重叠关系,使科学知识生产所需的资源、组织结构及运作过程都具有集成性特征。     

美国政治丑闻生产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政治丑闻日益成为美国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媒介现象和社会现象。美国政治丑闻不是单一的媒介生产,而是一个系统的共同作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要素: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和自由独立的媒介制度。三个要素为政治丑闻的生产提供了制度性保证。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丑闻生产系统的制度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媒介角色受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渗透、政治权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媒介由独立的看门狗角色转化为社会权力网中的角力者角色。媒介角色转变使美国政治丑闻的样态发生了转折。     

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随着跨域公共危机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治理跨域公共危机已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跨域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整体性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体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却存在着政策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我国目前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提供了解决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试论我国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民主意义

保障农民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具有独特的优势,正日益成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在农村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助于形成＂有衡＂的农村民主制度,有助于农民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解放思想,支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合法的政治参与,农村社会组织必须加强自律,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     

基于共识的治理：后现代情境下政策共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日益分化,对现代公共治理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现代公共管理者们需要在日益复杂的公共场域中寻求民主与效率的均衡点,而传统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途径无法满足这种全整性的治理要求,为此我们需要探求思考公共治理的新视角,为协调和统合日益分化的公共生活提供指引。从共识如何达成这一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现代公共治理的实现途径这一问题,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共同和谐发展必须要正视的基本问题。     

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国际比较研究

＂工作—家庭＂以及＂家庭—工作＂两类冲突成为影响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论,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晚,研究成果少,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有益经验,以推动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和实践。通过对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在学术研究、政府政策、企业实践三方面进行国际比较,得出：要重塑社会价值观,形成政府、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平衡＂共享新理念;政府要设计良好的家庭照顾福利、弹性工作制、幸福家庭政策等工作—家庭平衡制度;企业应培养良好的工作—家庭平衡的组织文化;员工应树立工作—家庭平衡新观念。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评估及政策定位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落实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科学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方式。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与公共文化产品理论相关,与国家实际的财政能力相连,同时又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关系紧密。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能脱离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这一时代背景,国家文化体制改革以及隐藏在文化体制改革背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结构的变迁决定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进程,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应该放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下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并由此确立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论依据。     

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     

从矿难报道看转型期媒体的社会功能——以《南方周末》的矿难报道为例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多元化的社会转型需要媒体发挥较为多元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舆论监督来建立媒介信任,从而达到建立社会公信力,抢占市场的目的。笔者以《南方周末》的矿难事故报道为对象,分析目前中国媒体所担负的具体社会功能。     

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

传媒具有情况沟通和意见联系的功能。一个社会的传媒功能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群体内部的传播与交流。而检测传媒功能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的动态平衡。传媒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受控于国家,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传声筒;另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以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的方式控制着社会,控制着民众,媒体时常都处于"双刃剑"的考验之下。一个称职的媒体必须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构筑一个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     

美国进步时代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的高峰期。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盗欺诈、内部人交易等形形色色的丑闻充斥着当时的美国社会。对这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描述,剖析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系统介绍当时美国所采取的反腐措施,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面临着一些与美国进步时代相似问题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为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监督媒体：对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另一极

新闻媒体担当着监测社会环境的"守门人"功能,是民主化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倘若新闻媒体出现腐败变质,必然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和客观、权威性。分析新闻媒体腐败现象种种,揭示新闻腐败的实质是新闻权的滥用,而造成新闻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缺乏对新闻媒体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对此,应在建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机构的同时,大力整顿媒体从业队伍,强化社会舆论对媒体的有效监督,并将之纳入法制化轨道,在构建强大的"反腐败"社会力量之下。实现媒体舆论监督社会和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新闻传播事业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向上。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

为了分析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认知的影响,对美国民众进行在线抽样问卷调查,获得2 200个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均无显著影响,但通过杂志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通过电视、广播和新闻网站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美关系认知有显著影响。此外,虽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总体上呈现出较为严重的负面倾向,但美国民众通过各类媒介接触中国新闻的总频率却与其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这是由于美国民众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的有关中国信息相比媒体的新闻报道更为负面。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播学理论的检视与思考——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传播学理论与本土化媒介语境如何契合的机会。研究和思考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突发灾难报道这一特殊的“媒介语境”下的呈现与表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在地震报道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免疫理论以及传统的受众理论等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受众理论等较之历史语境及西方社会语境，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利于公共利益。     

中国公共关系三十年发展对传媒业的影响分析

作为舶来品的公共关系已经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年,其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引发了传媒业内在的深刻变化。在国家改革开放深化、经济转型的快速发展中,受企业公共关系实践的影响,传媒业不仅在新闻传播的立场上、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新闻从业者也积极吸纳公共关系理论思想,在新闻传播及报道视角等方面都开始了较高水准的公共关系策划,从而使媒体进一步面向公众,树立起新闻从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公共关系在全社会的普及给传媒业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新闻的商业化即公关软文出现,以及大众舆论在某种程度的被操纵。由此,公共关系从业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对职业道德的遵守成为今后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暗访新闻不合理性初探

近年来,新闻暗访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引来了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暗访对新闻的真实性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而且从伦理道德方面来看,暗访这一非常规采访手段的使用也存在着诸多不规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