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思想之于维新志士:以康、梁、谭为例

戊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戊戌新思潮的鼓荡者；既直接参与并领导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斗争，又以救亡图存、向西方寻求真理激励。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指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走向。毫无疑问，西学是康梁等维新志士设计救国方案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则是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救国抱负的文化动因。佛学则主要作用于维新志士们的人格塑造和精神品质的养成。本文拟从此入手，来分析佛学思想是如何通过对人的内在人格的熏染，进而影响着政治体制的伟大变革、这一重要的近…     

论戊戌维新变法时期的爱国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就是这样一次可歌可泣的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政治运动。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在发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过程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自觉精神,批判精神、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历程上树立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也给各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1986年12月6日至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共同发起的“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江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五十多名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二十多篇论文。 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是会议主题。与会者在1983年“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梁启超与启蒙运动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数年间继续发挥对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下面一些看法: 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方志钦(广东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它的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深入发展的启蒙运动是由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902至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的最激进时期,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 ,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 ,把传统和现代对立了起来 ;文化不仅仅是“除旧立新” ,而且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 ;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 ;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近谋远虑谁能解得失成败论书生——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祭

戊戌维新既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康有为等人没有能力把握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下的利益关系,因此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但从另一层面说,变法的必然趋势又是不可逆转的.戊戌政变后,变法的部分目的通过曲折的方式、流血的代价,依然得到了迟到的实现.如此说来,变法又不能说完全的失败.戊戌时代,康有为等人极力争取的,其实是绅权.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绅权的申发,一方面启发民智,为扩张民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制约皇权,从而达到"布衣改制"的目的.康有为在投身改革灰暗的现实政治的同时,念念不忘在心中描绘人类社会玫瑰色的未来图景.这种远大的理想关怀,绝非简单的"空想"一语便可轻易打发的.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论点综述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联合发起的粱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学者共五十多人,提交论文二十多篇。着重讨论了下列问题: 第一,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有的认为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其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启蒙运动是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了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的同志则指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以复古为解放”实际上是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革新,难免产生两重性的矛盾。     

宋恕与近代维新思潮

宋恕(1862—1910),浙江温州府平阳人,是我国近代史上值得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他早年受教于名儒孙锵鸣,师事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并接受早期启蒙思想,投身甲午战后社会改革的巨澜,抱负不凡.但他一生颇不得志,先后只担任过上海龙门书院、安澜书院、南京钟山书院、杭州求是书院、水师学堂的讲席、总教席,山东学务处议员、编译局坐办等职。虽广交维新名士,却未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骨干;虽著述博丰,却多沉于竹箧.他不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在近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但其思想确也影响了不少维新志士.特别是他从学术(科技)的觉悟到政治的觉悟,再颓流回学术觉悟的波浪式思     

“戊戌”与启蒙

一今年是戊戌维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讨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对“戊戌”也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两个运动,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研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救亡与革新方面都曾有过激扬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反思的深入,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戊戌”与“五四”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     

论严复的启蒙“三民”主义

严复在理论上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一种救国方案。它注重于主体意识的重塑即人的近代化。严复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为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其根源有人种、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把反省民族文化心理与反封建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主张通过提高人民的血气体力、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把封建专制束缚下的臣民改造成现代资产阶级的国民。严复把“三民”看成是治本之举，而对政治实践较为冷漠。但应该肯定，他的启蒙“三民”主义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     

转型时代的游移——狄楚青办报思想演进的逻辑性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狄楚青是转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康梁,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戊戌政变后,他背离康梁,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变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是清末民初中国新闻业转向的折射,是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代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皮锡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

南学会之创设与皮锡瑞之主讲,为湖南维新变法一大举措。本文综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12次讲学,将其内容要旨概括为三并略作评论:一是大力宣扬合群之义,破除学派门户之见,以兼采众长,经世救亡;二是强调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主张“文明排外”,以坚忍之志,变法自强;三是从经史中阐发素王改制之义,引申维新变法之说,推进湖南的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与黄遵宪诗风新变

“戊戌运动”接在“洋务运动”以后，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内部的变革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一场开启民智，使社会转型，推动现代化进程并以流血为代价的近代社会革命的界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人成为思想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诗人写出...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试析谭嗣同之死的主观动因

一在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临危不惧,在完全能够脱逃的情况下而拒绝出走,自动赴难,终于在该年9月28日死于那拉氏的屠刀之下。对于他慷慨赴义的动机,有很多人沿袭梁启超的“报圣主”之说(见《谭嗣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我认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根据,     

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开民智

清末,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展开的以开民智为标志的活动是一场旗帜鲜明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运动是对“国民性弱点”批判的继续和升华。教育救国是这场运动的思想核心。高呼“开民智”的先贤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他们的主张,很多报刊杂志就是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中国之患不在一人而在全体,于是汲汲言教育”,言教育就是要开民智。所以当时所谓开通民智就是要通过教育和宣传手段启发全体国民的智慧,让其从昏暗的愚昧中走向国富民强的新目标。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所以把开通民智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来阐述,关…     

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论西方思辨真理与实证真理的衔接

(一)引言:胡适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无疑,“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从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局势发展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启蒙热情远超出其政治热情。这场启蒙运动的发起,实质上是前期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维新思想的延续。他们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德”“赛”两先生。他们在接触西方后,切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模式)冲突与政治(结构)冲突,因而毅然转向,试图用西方(先进)的     

从兴民权到开民智——梁启超的两次湖南之行

梁启超在1897年放弃上海《时务报》的工作前往湖南,是从时局的角度出发,抱有推动湖南独立维新实验的目的,但是在时务学堂时期,他逐步由政治上的争独立、兴民权的理想,转入教育领域开启民智的实践,并培养了唐才常、蔡锷在内的一大批新式人才.1922年,梁启超作为联省自治理论的提倡者再次来到湖南,在长沙的几场演讲却多涉及新文化运动和国民性问题,继续为近现代湖南的民智启蒙做出努力.     

张元济和戊戌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首先召见的维新志士是康有为和张元济。晚近对康有为的论著很多,而对张元济的评述却少。本文准备就维新运动时期张元济的思想和活动,进行初步探索。一张元济,1892年(光绪十八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     

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社科院等15个单位联合发起的“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底在四川绵竹县和自贡市举行。这是以研讨“戊戌六君子”中的两位川籍志士——杨锐、刘光第为中心议题的一次盛会。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划分资产阶级维新派标准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过去,我国学术界以是否主张设议院作为区别维新派与洋务派的重要标志,     

简论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交织——“开民智”

在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们除了要求在政治上变法之外,在思想方面所致力于的工作即是“开民智”.所谓开民智,实际上就是指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以解除封建思想的蒙蒙味状态,这实际上也就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