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与社会规则——诺齐克的自然状态理论研究

“自然状态”理论是诺齐克政治哲学的基础: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权利,即“以人为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这是人的基本要求,以此形成市场原则和确立政府才会具有合法性。诺齐克禀持康德的道德直觉,但他将康德的“人(Humanity)”改写为“个人(Individual)”,使“消极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原则(Libertarianism)走向极端。诺齐克的“自然状态”是意志自由的直觉假定、是人的自然权利、是一切社会规则的前提。     

论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认识差异性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正义学说史上以其个性特征塑造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形象。分析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认识差异性,是理解二者关于正义问题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文本,主要阐述了罗尔斯与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立论依据：“差别”是集体资产还是个人持有？论证的逻辑特征以及二者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理论与现实的思考     

诺齐克权利理论探析

一“个人拥有权利” ,这是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开篇的第一句话。诺齐克国家理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对国家的性质、它的功能及其合理性的证明 [1],而“个人拥有权利”便是他理论证明的出发点。他认为 ,个人拥有如此强有力而广泛的权利 ,“有些事情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 ,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2 ]。因此 ,就国家而言 ,首先要提出的就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余地”的问题 ,也就是说 ,国家的合理性只能在不侵犯个人权利和保障个人权利中得到证明。这里 ,诺齐克为其国家理论寻找立足点 ,采取的是传统的直觉…     

从“洛克条件”到“诺齐克条件”

本文拟从诺齐克“持有正义”论的基点“获取正义”出发来分析诺齐克财产权起源学说的逻辑证明过程,指出诺齐克是通过弱化“洛克条件”,并将其转换为“诺齐克条件”这样一个“弱化－构建”过程来完成理论推导的。诺齐克严密而智慧的论证极富启迪意义;但在劳动确立财产权问题、“自然状态”下外界资源所有权性质的设定问题、以及诺齐克条件赖以成立的“基准状态”问题等重要环节上尚有明显漏洞。     

评诺齐克以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观

本文扼要回顾了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介绍、分析了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出版之后围绕权利问题引起的讨论、争论,以及修正和补充意见,既有内格尔等人尖锐的、根本性的批评,也有曼克、费舍尔、克日纳的支持、补充观点,并把诺齐克与罗斯巴德和兰德作了简单比较,借以说明诺齐克的理论贡献和在自由至上论者中的地位。     

解读诺齐克的“元乌托邦”设想

基于个体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和传统的乌托邦理想的非现实性,诺齐克提出了"元乌托邦"设想."元鸟托邦"有三个环节国家-共同体-个人."共同体"由追求共同价值的人构成.国家只有一个,"共同体"即乌托邦的数量却是无限的."元乌托邦"将各种理想都包含于其中,是帮助人们实现各种理想和善的最完善的形式.但是"元鸟托邦"设想存在内在矛盾,缺乏理论依据和可行性.     

最弱国家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诺齐克的消极国家观探析

针对罗尔斯式的积极国家观,诺齐克提出,最弱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多功能国家的批判,诺齐克认为,最弱国家不仅有产生的必要性而且是功能发挥最多的国家,任何主张扩大国家功能的做法势必会侵犯个人权利。最弱国家是可欲的,它为个人自由实现其权利提供了理想的乌托邦架构。考虑到现实社会经济等因素,这种最弱国家并不适合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     

论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解释性困境与局限

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主要围绕个人权利理论和自然状态理论来论证唯有最小国家才具有正当性这一命题。然而，由于他的个人权利理论、自然状态理论以及他所阐释的最小国家理论，都存在着严重的解释性困境与局限，所以，诺齐克对最小国家的论述是非常缺乏解释效力的。     

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探求

针对“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诺齐克提出了“最小国家”的概念。最小国家的产生经由三步:自然状态———支配性的保护机构———超小国家———最小国家。诺齐克将权利设定为道德边际约束,从个体自由权利维护的角度来探讨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认为国家权力的起源、职能范围都必须在个人权利允许的范围内。诺齐克对国家权力范围的全面反省,对社会主义国家界定国家职能范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诺齐克权利正义观的学理分析与逻辑解读

“权利正义”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理解诺齐克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关键词,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被诠释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换言之,诺齐克政治哲学的最高使命是实现“权利正义”、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肩负这一崇高使命的现实载体.无论是“权利正义”还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都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但瑕不掩瑜,诺齐克政治哲学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诸多的启示.     

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

“乌托邦”在中国一般有两层含义 :一 ,不科学 ;二 ,不切实际或不能“兑现”。“乌托邦/科学”的划分标准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实践缺乏公正 ;“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并不妥当 ;“乌托邦”和“实干”的简单对立 ,易使人们忘记幻想与行动之间的亲密关系 ;从文体上来理解“乌托邦”也过于褊狭。E·布洛赫使“乌托邦”上升为一个中性的哲学范畴 ,既划分出一块迄今为止缺乏研究的特殊的人类精神领域 ,又为结束“乌托邦”概念在使用中的混乱与不当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可能     

乌托邦的现代性困境

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机制的现代社会,使得乌托邦思维遭遇深刻危机;“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空间革命”和全球视界的融合,已经根本打破传统乌托邦想象的空间。象征人类永恒超越精神的乌托邦的当代匮乏,至少可以从人的奴化心理、“历史终结论”的文化语境、悖离设计初衷的政治权力结构三个层面对其成因进行解析。总体上,放弃意义和价值的现代性,成为它摒弃乌托邦意义与价值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文化的“乌托邦”——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建构

直面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詹姆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创建了著名的文化乌托邦理论。虽然称之为“乌托邦”,但这一理论却与传统的乌托邦思想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不仅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颇具启迪意义。     

蒂里希乌托邦思想的本体论分析

乌托邦思想是蒂里希社会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乌托邦一般被设想为不可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和纯粹想像的理想状态:非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蒂里希却从人的生存出发,以本体论的方式来思考乌托邦。本体论的方法是他最重要的思维方法,终极关怀是其乌托邦思想的核心。     

信息时代乌托邦的复兴及其价值

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迁,乌托邦也从传统乌托邦、现代反乌托邦发展到信息乌托邦。信息技术的虚拟性是新的地理大发现,它开拓了构造乌托邦的新空间,提供了感受乌托邦的新实践。信息乌托邦仍然具有传统乌托邦的局限,同时也传承着传统乌托邦批判现实和设想未来之价值。在冷战之后社会主义低潮之际,在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之时,乌托邦并未终结。乌托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的设想,更具有时代价值。     

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

中国形象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马可·波罗时代强调的是物质上富强的中国形象,门多萨时代强调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形象,伏尔泰时代强调的则是一个思想上具有深刻启蒙意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纵深研究中国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性是一个跨文化空间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启蒙,西方现代性中也有中国灵感.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教育需要乌托邦精神,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阿基米德点",或大或小的内部变化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子机构中;认清必要的乌托邦中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才能保证教育朝着健康、有益、良性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的理想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理想世界的构想,源于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和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大同世界"的各种设想,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并非完全准确的预测.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这种构想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因而最终陷入空想之中,但毛泽东却对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     

弥赛亚主义的革命实践:布洛赫和本雅明

布洛赫和本雅明都是从批判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和启蒙思想来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的革命实践赢得空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洛赫最终把他的带有救赎色彩的音乐总体性转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本雅明对政治的模棱两可态度使他的弥赛亚的救赎难以真正接近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向了无政府主义.无论如何,他们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的尝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理解.宗教不光是忱于幻想的,它还是指向未来的希望.其旨趣仍在于实践,当下时间打开了革命-救赎之门.     

从肉体到乌托邦:穆旦“玄学”的一个侧面

玄学,是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穆旦诗歌中的一个异质性特征。通过诗学与生命的实践,穆旦的诗和诗的穆旦构成了一体同构的内在关联。穆旦的玄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殖民和本土两重身份,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出走与回归、光明与黑暗的动力和主题。以肉体为本位的穆旦式的玄学,一方面对乌托邦话语具有解构效应,另一方面则因其固有的浪漫精神,重新以隐蔽而执拗的方式皈依元叙事形式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