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的宪法思想

施米特是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和政治家。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的宪法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浓郁的政治色彩是他宪法思想中的一大特色。解读施米特的宪法思想,就必须从他对绝对宪法和相对宪法、广义宪政和狭义宪政的划分入手,剖析他的国家法学说和对抗理论产生的现实需要性和必然性。     

道德、政治与历史: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及其内在困难

《永久和平论》被视为康德政治哲学中极具独创性的部分，但自它诞生起就遭遇了无数的争议。20世纪以降，以施米特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对它的评价趋向两极化。在施米特看来，永久和平缺乏人性的基础，只会让人类堕落;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设计的国家联盟理念，对于今天的欧盟和联合国都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施米特还是哈贝马斯，对《永久和平论》的评价虽然各有道理，但最终都流于片面，忽略了这一理论在康德思想中的复杂性。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永久和平论》置入康德的人性论、宗教理论和历史哲学之中考察，通过还原康德对永久和平的系统思考，力图给出一个既不悖于施米特与哈贝马斯，又与他们有所不同的回答。     

“严肃”的“诚实”——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在《托洛斯基与野兰花》中,对哲学的＂使命＂或＂任务＂这一问题罗蒂无法作出回答。在《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提出为自由而牺牲道德是一个合理的代价。论题从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展开,然后从施米特的视角思考,通过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阅读来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突显道德的＂严肃性＂。最后,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对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提出质疑,对罗马人施米特保持警惕。     

回顾围绕“那种”政治神学的争论

施米特发表《政治神学》后,“政治神学”这个概念受到战后德国新一代理论家布鲁门伯格的“世俗化”挑战,并因此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共话题.但是,新一代理论家并未看清施米特政治神学和“那种”政治神学的真正源头.通过梳理施米特和布鲁门伯格之间的通信和论战文章中的关键细节,并论析政治神学、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和“那种”政治神学之间的隐秘关联,可知施米特政治神学的现代处境,呈现了政治神学家和政治哲人对于“神”的不同思考路径.     

有神论的政治宪法学——对施米特的解读之一

一、引言:若干有意的交待施米特(Carl Schmitt)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家之一，这一点正被广泛接受。他在《宪法理论》(Verfassungslehre)一书中所建构的理论体系，甚至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唯一的体系性宪法理论”。②然而，众所周知，由于他在二战期间和纳粹     

会死的上帝与已死的利维坦 ———读《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卡尔·施米特（1888--1985）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故乡是德国西部绍尔州的普莱腾堡。他曾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任公法学教授。施米特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德国四“朝”的兴衰成败,是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其《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及其失败》是被霍布斯研究者们所忽略的重要著作,诚如编者所说,这是“施米特在非常政治处境中写的非常性的政治论著,在霍布斯研究史乃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列奥·施特劳斯为什么以及怎样批评卡尔·施米特

施特劳斯的核心问题是虚无主义,其毕生致力于批判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就在于认定它们导致了虚无主义。而他之所以批判恰恰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的施米特,也在于认定施米特思想的基础仍然是虚无主义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评,才能够理解施特劳斯所表达的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仍然发生于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这一话语的义涵。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却是不正确的,自由主义并非虚无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与施特劳斯的道德基础不同而已。     

重返利维坦:现代法治的形式与实质——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批判

施米特断言自由主义法治是自相矛盾的概念,自由主义应当为法律提供实质性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对多元价值的中立态度,使它实际上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自由主义否定人的政治本性,将政治非政治化,作为实证主义概念天国的法治也就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现代政治和法律不能纯粹基于理性和形式,更须重视激情与价值。因此,重返利维坦,意味着国家与法律秩序必须尊崇和平与基本权利价值,重视公民教育,唤起公民内心的忠诚与认同。霍布斯同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祛魅和复魅的进程,利维坦既是理性的国家机器,更是令人恐惧的巨兽。遗憾的是施米特没有真正地回归霍布斯,虽然他重新发现了利维坦的意义。     

从一国宪政到万民宪政——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理路浅绎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是公平正义的观念 (Justiceasfairness) ,而“原初立场”和“无知之幕”是其理论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他首先在一国之内得出了民主宪政两个政治正义的原则 :公平原则与差异原则 ,晚年 ,他在《万民法》一书中又将这套原则推广为国际交往原则 ,企图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建构国际和平的新秩序。这一宏大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代表了 2 0世纪后半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哈耶克的政治自由理念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无知、自由、秩序与政治是内在关联的,哈耶克的政治理论既是他的无知论、自由论的逻辑展开,也是进一步理解他有关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洞见的重要路径。而这既决定了对哈耶克政治理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规定了研究哈耶克政治理论的论述框架。本文正是循着这样一种理路,通过对哈耶克关于无知、自由、秩序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论述的分析,以厘清他关于政治的一些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哈耶克政治理论在西方政治理论史上所具有的独创性价值。     

从国家、世界、人性到政治——施密特对政治概念的建构

卡尔.施密特究竟如何建构其政治概念,这是把握其政治概念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在从国家到政治的论述进路中,施密特始于对国家的分析,延伸至对世界的把握和人的定位,终于其政治概念的建构。文章把四点(国家、世界、人性和政治)连成一线,作为理解施密特建构其政治概念的基本线索,并在依次解读施密特的国家观、国际观、人性观、政治观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其政治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及其限度。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浅析亨廷顿与福山政治发展观的差异

亨廷顿和福山都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领军人物,但两者在理论渊源、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终极结果、评判标准以及发展动力上各有不同。亨廷顿从发展中国家现实出发,前期强调政治秩序与稳定,提出权威政治观,后期则强调民主与文化的重要性。福山从世界普遍史出发,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府形式,自由民主下的典型公民则是“历史最后之人”,后期在理论修正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能力与政治秩序的构建。     

概念合成理论的补充——复合及解整合分层

Fauconnier和Turner针对概念合成理论的"普遍适用问题"提出了解整合(disintegration)等一些相关限制原则,但没有深入的理论探讨。Carl Bache对解整合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拓扑结构来补充Fauconnier和Turner的拓扑结构。这个新的拓扑结构包括在复杂程度和完备性方面都逐渐提高的复合及其对应的解整合的三个层级。Bache详细阐释了复合和解整合各个层面的工作机制及在动态互动如何限制了复合,实现了对"普遍适用问题"的部分修正。     

梁启超《管子传》论析

梁启超的《管子传》为他的传记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从现代思潮的角度出发,对管仲的地位与人格做了极高的评价与褒扬,将其塑造成一位爱国主义的典范。并且他还以许多近代政治理论为基础,对管仲的政术进行了不少诠释,这有助于宣传近代这些政治理论,但这种诠释方式同样也有很大的弊端存在。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