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辨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躬自厚”的一面，已被人们广为阐释。与“躬自厚”的一面相比，“责于人”的一面更能反映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在许多时候，“躬自厚”是各种身份的人为了能够“责于人”而作的准备；君臣民互相责以本分，是传统政治活动的基本样式；而古代社会诸多矛盾的生成及其解决办法，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责于人”的政治文化有关。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文化，对于合理解释古代中国治乱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政治发展之政治阻滞因素分析

政治发展是一种正向的政治变迁,晚清中国社会曾出现过一个艰难的后发外源性政治发展的实践过程,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和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但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统治集团陈旧而狭隘的统治意识和统治心态、及国内政局动荡失控等政治阻滞因素影响而失败。研究总结这一历史实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更可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

<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活跃于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舞台,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时刻,教案问题也在国内愈演愈烈,民间的“反洋教”连绵不断,并发展成为以“扶清灭洋”为目标的     

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

政治文化问题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他社会行为的方向、方式和方法起导向和制约作用。由于只有比较才能鉴别， 分清良莠，也由于政治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历史性、民族性， 更具有联系性——它源于世界发展的全球化或全球的共生互动， 因而对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比较研究， 既可反对排外主义， 又可抵制全盘西化论； 既可以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要求的因素， 亦可抛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坚决摒弃所谓的 “西方文明优越论”。     

政治文化研究的缘起、概念和意义评价

政治文化发端于60年代特定的学科、历史、社会和方法背景中，是政治学领域的创举；政治文化意指专门化的政治导向，即对政治体系及其各个方面的态度和自我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的态度；政治文化的研究架设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桥梁，有助于深入探讨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价值体系等重大问题，帮助政治和文化的跨国比较；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进行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逻辑生成及历史意义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首次对“文化”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和全面阐发的重要时段，标志着毛泽东唯物史观的成熟和完善。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要义：一是文化具有独立性，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文化有其自身生成发展规律；二是文化内涵丰富，意识形态是其核心内容；三是文化作为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与经济、政治有着重要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形成确立的“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现实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和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年来戊戌变法运动研究述评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课题。综观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史学界主要就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戊戌变法运动的地位和作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人物评价、维新派的变法纲领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原因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

一、全球化包括经济、文化、生态和政治等多方面内容，它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但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巨大风险，所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积极、稳妥的策略迎接全球化。     

康有为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之一.他不仅领导并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在近代思想、文化方面也卓有建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把近代中国维新变法思想推向最高峰;把进化史观与民主政治有机联系起来;集大同思想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传统儒学作了民主主义的新解,成为新儒学的鼻祖;大力倡导发展现代科技;对书法艺术也有独到的贡献.     

贺麟文化观的多维解读——以《文化与人生》为例

以《文化与人生》为例，多维解读贺麟的文化观，即：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现代化，重视文化现代化；强调文化发展自身的独立性，同时重视经济建设；反对学术与政治脱节，主张将学术作为政治的基础；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割断文化传统，提出“儒化西学”的新主张；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检视，通过“推陈出新”，实现文化的发展。     

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经济思想

康有为是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顺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爱国性和进步性彪炳史页。康有为发功的这场运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其中他认为“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显     

《鬼谷子》与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内涵异常丰富复杂，影响于政治行为的文化因素很多。儒家、法家、黄老学派等都不足以涵盖中国的政治文化。我国政治史上习见的云谲波诡的政治行为，正可以用《鬼谷子》书中论述的谋略权变来加以解释。该书荟萃了战国纵横家政治技巧的精神和原则，涉及到政治谋略的方面很多，本文仅就其对后世政治行为影响较大的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一，该书明确表示出把政治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基本态度，开启后世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先河；其二，该书所推阐的权术，与法家所论互有出入，可谓相得益彰，同为后世政坛上玩弄权术者的思想渊源。     

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理路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写照和精神财富，红色文化在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了解和把握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刻内涵，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大力弘扬红色文化资源，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思想道德支撑；学习宣传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文化动力。     

生存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狭义的意识形态，它伴随着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生存环境是指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系列构成的结构整休，它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原则和教育方式；市场经济诱发思想政治观念的变化，思想政治观念作为政治体制的思想灵魂，又为市场经济提供思想政治观念的供给；思想政治教育为文化建设提供指导，文化建设又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思想政治教育在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建构自身，既面向现实又面向未来，对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起积极地推动作用。     

全方位诠释五千年之璀璨文化——郭维森、柳士镇《图说中国文化基础》一书评介

《图说中国文化基础》一书内涵广博，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门类，全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起与发展；该书特色鲜明，是一部融学术性、趣味性、审美性、普适性为一体的中国文化基础读本。     

转型时期中国大陆城市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研究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抽样调查了中国大陆城市公民１４００人。结果分析表明：（１）中国大陆公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存在类型差异，即公民对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刺激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水平有一定的差异；（２）中国大陆公民对经济体制变革的接受程度最高，对文化体制变革不能接受程度最低，对政治体制变革接受程度居中；（３）中国大陆公民对社会事件变革的接受程度受该事件与自身利益的关联程度的影响，关联程度高接受程度亦高，关联程度低接受程度亦低；（４）中国大陆公民预期的政治参与方式、经济参与方式与现实的参与活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对道德活动参与方式的接受程度较高，对文化活动方式接受程度最高     

在研究生群体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探讨

把研究生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群体进行研究。探索可行的方法和手段以推进在研究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传授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营造政治思想教育大环境；探索可行的心理疏导方法和手段，促进研究生全面和谐发展；探索可行的政治思想预警机制，构建政治思想教育反馈体系。     

博物馆的政治理性

托尼·本尼特以褔柯等理论家的思想作为基础，分析博物馆的诞生所产生与展现的政治理性。褔柯认为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有自己具体的理性特征，并产生了自己特殊的文化政治领域。托尼·本尼特则提出：首先，作为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政府的现代形态相类似的文化空间，博物馆首先体现为一定的政治需求；其次，博物馆具有隐蔽的空间生产和知识组织形式，因而能够产生博物馆之外的资源重组，成为多元叙述和差异化叙述的倡导者，使之发挥公共的政治理性功能。通过这种理论观念，托尼·本尼特强化了他对文化博物馆与政治博物馆等博物馆文化表征形式及其功能的认识，即博物馆按照其建立的行为规范对民众进行差异化区分；同时，博物馆又普遍代表着整个人类，在博物馆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道路文化的特征及其研究意义

鉴于自古以来中国道路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国道路文化研究相对滞后，分析了道路文化的含义、特征、研究范围和意义。分析认为，道路是人工建设的工程，它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等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道路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辐射连通的开放特征、利在社会的公益特征，呈现出文化上的广泛联系和多元价值取向；它是文明的纽带、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道路文化研究在中国道路建设和交通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     

论创造社的“方向转换”

创造社的“方向转换”，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个案，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上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现象。本文认为：创造社的“方向转换”从客观条件看与当时的内外政治、文化发展动向的导引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一贯奉行的理想主义（在文学创作上是浪漫主义）作为他们文化品格中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构成了他们实现方向转换，走向后期辉煌的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