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假释制度的完善——以罪犯权利保护为视角

罪犯权利保护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保护罪犯权利是实现保卫社会的必要条件.假释作为一种对法院裁判确定行刑期限的改变方式,是罪犯享有的权利而非对其奖励.该权利介入了对罪犯主观改造评判的因素,因而其完善对于罪犯改造及其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措施之建构有重大意义.罪犯权利保护呼唤犯罪控制与罪犯防治的社会工程化,实现罪犯由监禁状态向社会的良性回归并最终保卫社会.     

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广笑府

直走横行一个罪犯到服役的地方去,监管的军官想勒索他的钱财,故意让他在前面走路。罪犯遵令走在前面。军官骂道:"这么走,我成了你的随从了。"他又叫罪犯到他身后去跟随保护,罪犯又遵令走在后面。     

我国罪犯私权利的保障问题

罪犯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或限制，但其私权利常常被忽视。文章从三个案例中透视中国罪犯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完善罪犯私权利保障的对策。     

我国罪犯私权利的保障问题

罪犯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或限制,但其私权利常常被忽视。文章从三个案例中透视中国罪犯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完善罪犯私权利保障的对策。     

社区矫正的概念及其性质新论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性质问题,是决定能否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正确定位和能否科学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型犯罪矫正模式的基本问题。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社区矫正的性质并不是刑罚执行活动,而是对罪犯的管束保护或观察保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的性质。     

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生命维持器械使用与器官移植需求、保护患者权利及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考虑,我国亟需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此立法应采全脑死与全脑死加心脏死两种标准并由当事人生前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价值取向,应确立保护确认脑死对象的生命权、促进器官移植、保护器官捐献者的自己决定权及坚持器官无偿捐献原则。     

民法典时代活体器官移植供体权利的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活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重在维护活体器官移植秩序,而在供体身体权、自主决定权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漏洞。民法典时代立法修法应当遵循《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基本原则,加强对供体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撤销权、优先权等权利保护,优化供体补偿和宣传激励机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切实保障供体身体健康,严厉惩治器官交易行为。     

地域、迁徙及行为弱势群体及其法律保护

地域、迁徙及行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主要包括:边缘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及其法律保护、移民、拆迁户弱势群体及其法律保护罪犯弱势群体及其法律保护、乞丐弱势群体及其法律保护.     

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出监监狱（区）的矫正管理新探

在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出监监狱（区）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行刑方式,重在为即将出狱的罪犯提供最大的保护,以增强其适应社会的能力,实现监狱对罪犯的人本化管理。由于此举尚在试行过程中,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对部分犯人的调查和比较国内外矫正管理研究表明,对即将出狱犯人的矫正管理应着重从管理模式的角度加强＂管理空间＂和＂制度机制＂的建设,使罪犯在管理过程中得到矫正、调整、恢复和引导。     

器官移植的人身权问题研究

器官移植作为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尚需法律保障.器官于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器官移植对传统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涉及人身权方面的问题.对器官移植与人身权关系问题的探究,既可以解决器官移植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充分尊重人格尊严,促进器官移植法的制定和完善,实现现代民法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研究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刑法问题,引起了法学界有关此类问题的争议。为了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不少国家的刑法都对器官移植所引生的一些犯罪问题进行了明文规制。我国应当在刑法中增加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并相应地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与立法内容。     

中国走出器官移植困境的出路研究

供体器官不足是目前困扰中国器官移植的一个瓶颈。但不加限定的供体少于受体是个伪命题。对我国而言,要变潜在的供体为现实的供体,使器官移植走出困境,需要重视文化、情感以及法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初探

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伦理研究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器官移植伦理研究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问题探析

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器官移植已成为脏器功能衰竭终末期的有效治疗手段。然而,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是现代生物医学发展的新领域,相关法律规范缺失、制度尚不完善,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器官移植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宪法、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体系已经建立且相对完善,已经具备了器官移植立法的伦理、法理和社会基础,器官移植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纵观世界各国的器官移植立法,我国必须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器官移植法律。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器官移植技术为许多因器官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的病人带来了健康的福音,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成为制约该项技术发展的瓶颈。构建切实可行的器官捐献体系是器官移植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我国器官捐献体系的现状,探讨了供体器官严重不足的原因,并在对国外器官捐献体系构建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健全相关法规、建立器官捐献基层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遗体器官调配机制等方面阐述完善我国遗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可行路径。     

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以诉权分析为视角

检察机关能否作为适格原告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直是环境法学界争议的焦点,深究其因,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双重影响是检察机关原告主体适格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从检察机关的职权属性还是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来看,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实属公权力的后盾式彰显,其诉讼主体资格源于公权力而非依据通常意义的诉讼权利（诉权）,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无明晰的理论来源。鉴于环境诉权是依附于环境权益的程序性权利,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予以严格的限制而非宽泛化,严格限制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及权力,明确其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角色和地位,以充分发挥公力救济的弥补作用。     

未成年人器官捐赠知情同意权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

近年来器官捐赠的行为越来越多,其合法性特别是未成年人器官捐赠的合法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分析未成年人器官捐赠的现状及器官的法律性质,明确捐赠行为的合法性和知情同意权的法理基础,指出未成年人器官捐赠知情同意权的不足,并结合社会各方利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建立合法合理的未成年人器官捐赠知情同意权制度。     

浅析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之后起诉程序、审判程序的进行,对犯罪嫌疑人的命运有重大决定作用。但由于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地位的不平等性,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侦查机关侵犯的现象屡禁不止。故而分析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侦查机关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找出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对于促进我国侦查程序的科学性和文明性、促进刑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