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世纪国际法发展趋势的思考

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人民人权平等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相继确立是国际法发展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里程碑。国际法发展历史的珍贵启示是 :必须把“全人类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多样性”这些新原则纳入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 ;人类建立平等、公正、和谐的国际新秩序的理想必将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重大意义及实践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于全球发展和人类发展，在关照“两个大局”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升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核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建和平发展的新型国家关系。新时代需要通过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强共同利益意识，完善和健全话语传播体系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性质研究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已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原则。但国际学术界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性质仍众说纷纭。本文在剖析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内涵基础上 ,论述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性质 ,即指出了此概念为具有丰富内容和具体原则的法律性质概念 ,且已发展成为习惯法概念。同时 ,阐述了研究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性质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在资源日益短缺的背景下,随着太空和海底开发技术的发展,国际海底、月球等国家管辖之外的公共领域之资源开发和利用已成为可能.为确定权利归属,规范国家开发行为,国际法上提出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然而,目前该原则在实践运用中面临着概念和内涵不明确,适用领域和开发制度存在争议等困境,需要积极应对.     

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

人本化既是应然国际法的一种新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又越来越突出地体现于实在国际法之中。现代国际法一方面注重建立和完善国家间共处与合作的和平与发展秩序,另一方面又致力于确立和维护“以个人为本”和“以人类为本”的人本秩序。国际法的这种人本化现象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不仅促进一些经典的国际法部门与时俱进,还直接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法的新分支。同时,它也冲击着国际法上权利与义务构建的基础———对等原则。诚然,没有国家间的条约和各国认可的国际习惯,不可能有国际法的人本化现象;没有国家间的合作,国际法的人本价值无论多么崇高,也不能变成现实。     

中国战略思维需要强化的两个方面

中国战略思维需要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强化软实力的建构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观。软实力能够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重要作用,亦会对国家利益的内生变量产生影响。中国急需在政治体制建设、文化生态环境、外交哲学与战略、“事在人为”诸方面建构和强化软实力。全人类共同利益观的确立符合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强化共同利益观将对中国建构人类共同发展的共荣性理念和调整自我、改变自己发挥影响作用。     

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地位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反思

国际海底区域应定位于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有其局限性,应谨慎适用,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在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上应作具体设计。     

论《月球协定》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法律地位

《月球协定》第一次将月球及其自然资源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明确了月球及其自然资源的法律地位,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赋予了该概念极高的法律地位。然而,由于各国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内涵分歧严重,最终只有极少国家批准了《月球协定》,具备月球探索和利用能力的空间大国则无一批准。这一客观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文章即在分析“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内涵的基础上,重新评价“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法律地位。     

利益让渡: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下的理性选择

生态环境危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与挑战,它直接关系到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各国只有超越国家利益,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理性选择利益让渡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的互惠合作关系,寻找各国特殊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某种契合、均衡或利益最大化,以求在生态环境危机处理上协调一致,统一行动,才能化解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     

论国际立法对当代环境问题的整合原则

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环境问题的经济化、政治化、全球化.针对新的特点,国际社会在进行环境立法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无害使用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国家环境责任原则,控制污染物越境转移原则,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加强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原则,优先考虑并积极支援发展中国家原则等.     

全球治理变革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渊源及其法治化路径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丰富的国际法渊源,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视角,其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理论学说和当代国际法原则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同时深化了现代国际法治的精神内涵,促进了国际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相应法治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引领重塑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法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是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载体,通过国际法能够帮助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国际法律地位、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以法的形式切实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中的推广适用,为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良好国际法治环境和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奠定制度基础、创设有效路径。     

国际刑法公约中的"保护主权"条款探析

晚近国际刑法公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对于国际法基本原则如“保护主权原则”的重视,这样就确立了各国“依法履行国际义务”的国际法规则,这不仅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国际犯罪,还有助于减少国际争端,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助于推进国际法治。     

国际干预的国际法思考

国际干预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现象,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秩序、地区稳定和世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在国际干预对国际法的某些突破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能够做的是在正确区分国际干预与强权政治前提下,健全国际干预的决策机制。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法:继承、批判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中,不仅包括批判和否定非正义的国际法制度、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平等地位的伟大斗争,继承和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推进中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的光辉实践;也包括促进和发展适合新型国际关系需要的国际法原则规则,推进中国最先提出、长期倡导和一贯遵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遵行和发展国际法的光辉事业.这些努力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类进步事业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涉外关系治理的法律化与中国涉外法律实施

涉外关系是国内视角的国际关系，其治理模式因时而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手段。随着《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国际关系、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关系被纳入法律治理轨道。涉外关系治理亦存在法律化必然性，但法律治理模式与其他模式仍存在密切的关系，内国在这一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法律治理可以采取国际法、国内法和政策协调等途径。中国涉外关系的法律治理可以称为涉外法治。中国涉外法律实施应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适当发挥法律域外适用和域外管辖的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依据

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依据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理论依据———“连带理论”;第二层次是其观念基础。现代国际法背景下连带性理论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观念的加强;二是有限主权观念的强化。与其他相关学说相比,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意志协调说”在解释国际法效力上相对较为合理。国际法效力的关键在于“国家意志”,但并不是指个别国家的意志,也不是各国之间的“共同意志”,而应当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调。国际犯罪的猖獗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先天缺陷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倚重国家法院管辖这种国际刑法的间接执行方式,这就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传统管辖原则的管辖漏洞又直接体现着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普遍管辖原则的应时而兴成为历史的必然。     

用国际法基本准则规范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体系 ,伴随着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现已日臻完备 ,由中国等国提出并倡导的国家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国际法基本准则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尽管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世界格局有了新的演变 ,但不容置疑的是 ,只要和平与发展这一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依旧 ,则调整国家间关系 ,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规范就仍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对于现代国际社…     

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念

由于旧的国际秩序在许多方面被突破,而新秩序尚未形成,世界正处于一个相对“无序”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日益显著。在我国,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有两件事情同时要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此后,我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曾多次论及此事,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报告也阐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2003年5、6月间,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上发表了三次讲演,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五点主张,即:一,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二,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三,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四,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五,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新秩序观也涉及到了国家的主权问题,它一方面坚持要维护和确保国家主权平等,因为这是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保障。另一方面,它强调应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要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此,应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国的权威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协商和签订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协议,来协调各国的立场和政策。只有建立起公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才有望从根本上探索出一条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历史考察

"发现""占有"和"有效管理"是国际法确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基本原则。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持续管辖南海诸岛的国家,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这是国际法认可的历史性权利。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没有法律依据,其对部分岛礁的军事占领以及在附近海域从事资源开发活动实质上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是友好邻邦,南海争端应由当事国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各方应切实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鉴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应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好适时收复被占岛礁的准备。     

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黄肇炯，刘全胜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作为国际民事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当代国际法中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涉及国际公法，也涉及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已引起各国国际法学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家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