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与诗的发展流变

以诗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孔孟荀至两汉、建安风骨、陶潜及唐代杜韩,说明诗的流变——内容和形式与儒学有内在联系。上述诗之特殊面貌的出现,内在原因皆由于儒学之变化。孔子对诗作了自觉反思,肯定抒情诗对生活的重要性,指出生活诗意化的方向。孟荀让诗转向政治化史诗化,导致建安风骨的建立,直接影响盛唐。陶潜田园诗乃生活诗意化的实现,开出诗之清新自然之抒情新流派。陶诗之自然乃孔门“风于舞雩,咏而归”之自由和愉情怀,非庄子“不与世俗处”之山林自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忧道不忧贫”,乃陶诗之精神风骨。已出文学史多归陶于庄,实大谬不然。评诗乃对诗的诠释,与评诗者之精神学养密切相关。     

也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

近来学术界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关系问题,持有不同看法。雒江生写的《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一文(《文学遗产》1984年四期)认为:“记和诗没有任何联系,是陶渊明在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的写作旨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两篇诗文。”雒文褒记而贬诗,并肯定说:“文学界向来所批评的《桃花源记并诗》的复古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其实主要表现在诗里。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评价《桃花源记》时,应该把它与后面的系诗区别开来,分别评论,不应该把诗与记等同,放在一起评价,而降低了记的文学价值。”我不同意上述观点,今谨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释《桃花源诗并记》的艺术构思

关于诗和记的关系有三种看法 :一是名隹江生认为 ,“记和诗没有任何联系 ,是陶渊明在不同时期 ,不完全相同的兴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两篇诗文。”二是诗在前 ,记在后 ,写成桃花源并记 ,王瑶、袁行霈、唐满先主此。三是记在前 ,诗在后 ,为着突出记的地位 ,还归之传记述赞类 ,“并诗”二字用小号字标出 ,以示区别 ,杨勇、逯钦立主此。这种不同的标题涉及到陶渊明的写作意图 ,不得不表示个人的看法。我认为陶渊明的创作意图 ,主要在表示自己对当时的社会结构不满 ,而应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于是桃花源式的社会生焉。要把这种写作意图表现得很…     

陈叔宝文学集团写景诗中的愉悦与伤感

陈叔宝文学集团创作了大量的写景诗,主要包括宫廷游宴的写景诗、描写庭院和寺院的写景诗,还包括山水诗和描写城市风光的写景诗。在这些诗作中,除了在描写庭院、寺院等写景诗中夹带着普遍的伤感之外,其他则多表现为一种赏玩的态度、愉悦的情绪。这两种相反的情感取向集中反映了这一文学集团对美的极端珍视和冷静之后的深沉的悲哀。     

论《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陶渊明思想是一个具有诸多层面和复杂结构的思想体系,任何一两个简单判断都不能全面充分地把握其思想的本质特征。研究陶渊明思想首先要观察它的现实层面,进而要观察它的理想层面。现在我们来观察他的《桃花源诗并记》。关于诗和记的关系,有三种看法:一是“名隹江生”认为,“记和诗没有任何关系,是陶渊明在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的兴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两篇诗文”。二是诗在前,记在后,写成“桃花源诗并记”,王瑶、袁行霈、唐满先主此;三是记在前,诗在后,为着突出记的地位,还归之传记述赞类,“并诗”二字用小号字标出,以示区别,杨勇、逯钦立…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从韦应物江淮诗看“陶、韦”异同

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其诗闲淡简远，效法前人陶潜，有“陶、韦”并称之说。本文通过韦应物中晚年在江淮等地所作的诗，讨论“陶、韦”诗思想内容的异同，并对陶、韦文道谈些看法。     

王质《诗总闻》中的"因情求意"

宋人经学新说,多自刘敞《公是匕经小传》开始,王质的《诗总闻》有推波助澜之功。王质对陶潜式隐逸生活的向往,有时影响到对经典的解读。王质《诗总闻》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他的论说是“以意细推”,细推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是将《诗经》“降格”、纳入历史中,以与后世的史事和文学作品建立联系,二是以当时的风俗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诗经》,以显示古今虽隔而人情不远。     

珠联璧合诗与画——浅析王维诗歌中的情感抒写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诗以描写自然风景著称,人们评论他的诗,历来也多从写景艺术人手。《诗经》以来,诗歌中的景物,大多数是作为“起兴”的作用,景与情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直到汉代,仍然保留这样的格局。陶潜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把景与情的关系融化了。但是,魏晋六朝人在写景之外,往往再直接出面提出这篇作品中喜怒哀乐的情怀,语言未免直露。     

诗钟述要

考我国文字之应用,分为两大类:一为散文——如论说序跋志记函牍等属之。一为韵文——如风谣骚赋诗歌辞曲等属之。而诗钟之出现,则介乎诗与联间之一种韵文,极尽其工致之能事。联对及诗钟两者,为用汉文系之国家所独有,因其单音独体,韵对天然,非其它国家文字所能为。以故宜发扬光大,炫耀于世,以宏其功效,而保留其独有之艺事也。惟其历史甚短,又乏专集研究,     

“美”眼看“译诗”——解读许渊冲的英译诗《声声慢》

以许渊冲的英译诗《声声慢》为研究对象,对该英译诗所体现的“三美原则”和“化之”之艺术进行探析。认为这首英译诗充分发挥了译语的优势,将原语婉约含蓄的美升华为译语直白而准确的美,将原语静态实物描写的美升华为译语动态、通感的美,同时具有语音音律关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赏析英译诗也需要审美的眼睛,以矫正对诗词翻译的偏见。     

论孟浩然与佛教及其佛教诗——兼与王维的同类诗比较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孟浩然,其与佛教的结缘,不仅较“诗佛”王维为早,而且还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佛教诗。盂浩然的佛教诗,虽然不乏运用“佛家语”以进行言说佛理者,但更多的则是在借“佛”为题进行山水景物描写的同时,表现出诗人对佛家生活的崇尚与向往。而“弃世慕佛诗”,则是孟浩然“仕进失意”后的一种产物：孟浩然与王维的佛教诗,虽然均极具审美价值,但孟诗中的佛理成分,却明显地较王诗要弱化许多。二人的佛教诗,对于开拓唐诗的题材、丰富唐诗的内容、促进唐诗的繁荣等,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哲理·情感·意象·议论——苏轼哲理诗之我见

长期以来,诗和哲理一至被规为似乎不能相容的对立物,认为哲理会导致诗的抽象和枯燥。在西方,如狄德罗说:哲学思辩导致说教和枯燥的风格.中国传统的观点也多持此论,如严羽认为诗是“吟咏情性”而’不涉理路”的,明朝人则更进一步,认为阐发哲理是散文的专利,与诗无涉:“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更有甚者,则有由此而全盘否定宋诗的,认为”宋失之理趣”近年来,学术界对苏轼的哲理诗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于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宋诗和苏诗在中国诗史的地位,都是不无意义的。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李贺“鬼诗”的意义和社会价值

李贺素有“鬼诗”之称,他写鬼诗的题旨,大多是借古代神话和前朝史实中的怨女和怨妇来表现的;不过,诗人却也在不同程度上借神话传说与前朝史实将自己的情怀透露。《七夕》一诗中“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借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感叹人间的悲欢离合。《巫山高》写楚王的灵魂,     

论《颂》诗不是原始宗教诵辞——《<颂>诗新说》商榷

《颂》诗中的“颂”字,历来多释为“容”,而《颂》诗本身则大家公认是周代宗庙祭祀的乐歌,是一种溶诗、乐、舞为一体的表演艺术。近世以来,有人提出异议。张西堂先生认为“颂”即“镛”字,为“镛钟”。此说虽在释字上有悖于传统说法,但仍认为《颂》诗含有歌乐舞蹈。最近,刘毓庆先生撰有《<颂>诗新说》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颂》诗源于“诵”、即诵读,疑其本字为“用”,为宗教祭祀时开册朗诵意,并由此以为《颂》诗不是乐歌而是原始宗教诵辞。这就对《颂》诗的性质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此外,他还提出大武乐章不入《周颂》的新说。笔者冒昧揣摩,觉得刘文不无不妥之处,故在此谈谈不同的看法,敬祈刘先生并方家指正。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余光中诗话初探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文”包括抒情、记游诸种散文和文学评论。其文学评论文集已出版者有《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五书,其中有很多诗论诗评的专篇。诗为余家事,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零散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则大可摘录编辑成册,名为《余光中诗话》。本文以2005年出版的余氏散文集《青铜一梦》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这些诗话——如谓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如自言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又说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又认为苏格兰五镑钞票上诗人彭斯的半身像及其诗句是他“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诗论诗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这些诗话,是他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大量的诗话,《余光中诗话》延续了中国诗话的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兼擅的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以后研究与他相类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柳宗元景物诗的移情特色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在百花竞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别具一格的,特别是那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作,可与其久负盛誉的山水游记相比美。柳宗元的自然景物诗,大都写在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官之后,坎坷的经历,使他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愤。正如茅坤说他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①因此,柳宗元的景物诗,决没有单纯为写景而写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