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鲁迅的战友

郭沫若同志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与世长辞。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是对郭沫若同志战斗一生的正确评价。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和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是同时代人。他俩的事业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人又都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郭沫若比鲁迅小十一岁，鲁迅比郭沫若早逝四十一年，但仍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 鲁迅和郭沫若，在历史上…     

论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与史剧创作

历史剧创作,是建国以来聚讼纷纭的题目。在我国现代剧作家中,郭沫若同志是以创作历史剧宏富称著的,就历史剧写作之恒、成就之大而言,无出其右。(先是戏剧诗,再是舞台剧,最终是电影剧本。)从郭老的作品来研究历史剧创作问题,应该说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写作本文的原由。     

浅談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郭老在他战斗的一生中,曾经用历史剧作为武器,抨击黑暗,歌颂光明,在革命斗争中起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屈原》就是郭老历史剧的代表作。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几百年的群雄割据,连年战祸,人民的厌战和反战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群雄割据的     

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位学者,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是很有特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是主观而抒情的,而且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创作风格：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烙印;史剧家必须是题材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结构、情节和冲突要使悲剧效果最大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语言具有强烈动作性等。     

重现历史生活的图景——论陈白尘的历史剧

陈白尘的戏剧创作,以讽刺喜剧著称、历史剧见长,成绩卓然。我国现代历史剧作家颇不乏人,人们公认以郭沫若为艺术大师。但是,陈白尘的历史剧,在创作实践,史剧观点和艺术成就等方面,又与郭老有所不同。为了全面了解和更好评价陈白尘的戏剧创作成就,探索历史剧创作的多种途径,对他的历史剧作些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陈白尘的历史剧作,自1930年在镇江《前锋》发表第一个历史剧《墙头马上》以来,到1979年在北京《剧本》发表《大风歌》为止,前后50年间,共创作和发表过《汾河湾》《虞     

历史剧语言如何"古今共通"——以郭沫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历史剧创作中"古今共通"的语言原则,既是对自己历史剧创作失败与成功的总结,也体现了在文艺大众化语境中的独特见解.相较于其他抗战历史剧,郭沫若对于《虎符》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可以从中探究其历史剧语言"古今共通"观念的形成,及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一方面,在全面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吸纳市民大众熟悉的"旧小说式的白话",成功地营造了"古代的幻象".另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转换中,郭沫若侧重历史剧语言的当代性和规范化,使之符合"今语"的新要求.因此,郭沫若提出和实践的"古今共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指引着历史剧语言不断创新.     

郭沫若与《诗经》

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家.他不仅曾戎马倥偬,啸傲沙场,而且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和鲁迅一样,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四射的无产阶级勇士.在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包括《诗经》研究领域,他也有许多前无古人的成果.他研究《诗经》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在这一方法下得出的结论,在我国和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可以说,我国现代在《诗经》研究方面有见地的著作,大抵都吸吮过郭老成果的营养.科学地总结郭老的成功经验,对《诗经》研究的后来人,是有益的事情.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情绪表现的艺术世界

郭沫若早期诗学观中,文学的本质是“诗”,也就是“有节奏的情绪表现”,这对于理解他早期的历史剧来说,这是根本起点。本文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对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诠释,以“情绪”的表现为目的来解析历史剧的题材、情节、人物和结构,以图对郭沫若的早期史剧做出较为切合艺术自律的分析。     

传达时代呼声召唤妇女解放——论王独清的历史剧《杨贵妃之死》、《貂蝉》

王独清两部历史剧:《杨贵妃之死》和《貂蝉》,在主题定位上时代化,在人物塑造上理想化,在戏剧氛围上英雄化,在艺术表现上诗意化;与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相比,他的历史剧具有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     

“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简评郭沫若的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郭沫若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这件事,除郭沫若研究者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也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1963年2、3期《电影剧作》上的《郑成功》是郭沫若唯一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它,由于生不逢时(因为当时正是大刮“大写十三年”之风,历史剧命运都不甚佳的时代)而没有被拍成电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论。今日研读这一电影剧作,我觉得它不仅是郭沫若个人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电影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欣赏。     

郭沫若族谱

郭沫若的自传文学是郭沫若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郭沫若的自传文学,不仅对研究郭沫若有重要意义,就是对研究中国现当代自传文学也有重要意义。而搞清楚郭沫若这个一代文化伟人的族谱,则是研究郭沫若及其自传文学的重要一步。郭老在自传文学中并未陈述其家谱,父、母以上长辈姓名完全讳去,连亲戚姓名也很少提及;但又依照自己及其亲族才懂的习惯用法来称呼族人上下、左右。因此,不了解他的族谱,对他的自传文学中的有关部分,简直无法读懂。比如,笔者访问过郭老的大侄女郭珩英(即郭琦,郭老的大哥郭开文的长女,仅小郭老四岁。1978年访问她时,她虽已82岁,而记忆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

郭沫若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剧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在历史剧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借古鉴今”，表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他强调“失事求似”，写出历史的必然与可然；郭沫若重视社会悲剧，要求充分发挥悲剧的教育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写悲剧。     

胡笳垂千古风厉识高节——从戏剧冲突看郭剧蔡文姬艺术形象的塑造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早年以火一般的热情写下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作,激荡着彻底摧毁旧世界的反抗精神,体现了革命人民争取民族主解放的要求.形成他气势磅礴,格调昂扬,诗意浓郁的独特艺术风格.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郭老的历史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创作悲剧到创作喜剧,由暴露黑暗转而歌颂光明.一九五九年《蔡文姬》一剧的问世,便是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作者在《蔡》剧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为实现这一艺术构想,作者选取了文姬归汉这一典型历史事件,通过对文姬一生离合悲欢独特生活经历的描绘,着力渲染了曹操文治武功的业绩.郭老以史学家的慧眼卓识,剧诗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的侠文化内涵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广泛地运用了历史上的侠义题材,弘扬侠义精神,将其提(?)(?)(?)(?)政治革命的“匪徒”的高度,表现了郭老讲“仁道”,救苍生、求统一的良好愿望,以及他赋予(?)(?)传统的新的时代精神。郭老高倡侠义,大致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他对传统文化中侠义美德的独特理解,表现了作家的人格理想。郭老曾对侠进行历史的研究,通过与儒的结合,赋予其道义原则,具有反权威、为人民、守尊严、养浩气的特点。第二,是他从泛神论英雄主义到侠义形态发展的心理需要,是他转变立场之后所寻觅的充分中国传统化的英雄。     

《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系列历史悲剧的发端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随着抗日战争民族斗争的烽火走向了成熟的阶段,以其战斗的风格,悲剧的艺术,磊筑起了我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座高峰。《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六大历史悲剧的第一部。它的成功,迎来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成为作家大型历史悲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显示出作家历史剧艺术的独特风格。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给我国新诗的创作揭开了崭新的纪元,那么他的历史剧则给我国的戏剧创作,特别是历史剧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郭沫若的历史剧,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灿烂的瑰宝,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极其宝贵的艺术经验。     

评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他为我們写了許多优秀的詩歌、戏剧、和学术論文。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应当有正确的評論。读了王淑明同志在1958年第二期“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論郭沫若的历史剧”后,使人觉得,王淑明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比較详尽地阐明了郭沫若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別,以及他創作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在文章的开头指出了作者写“历史剧是有意識地将它作为一种斗爭武器来使用……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現实     

郭沫若故居来信

本刊1992年第4期发表了《郭沫若佚文——〈我为什么这样写朱女和侯女〉》之后,编辑部给北京郭沫若故居寄去了这一期刊物,为本刊提供郭老佚文的本刊编委刘勋华同志转汇去《佚文》的稿费.不久之前,刘勋华同志收到了郭老的女儿、北京郭沫若故居副馆长郭平英同志的来信,现全文刊登如下:     

刘润为同志在榆林《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次从北京到延安,到榆林,一路看到陕北的风光,陕北的地貌,就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诞生马文瑞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样的作品.我以为,这是陕北特定地域文化、革命传统和陕北特有的群众基础所决定的.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领导的西北革命,大家是都知道的.关于刘志丹的故事,在上小学时的课本里就有,也就知道刘志丹这个人物,到现在,印象还很深.西北老一辈革命的那么一种精神和事迹,反映到文学中来,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本来就不感兴趣,或者一点感情也没有,抱着这种心理和态度,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如果你仅仅是对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但是你没有陕北地域文化的熏陶,对西北人民不了解,不知道这里的风俗习惯,也是写不出来的.再就是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否则,也是写不出来的.培元同志能有这样的作品问世,我以为就是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他对马文瑞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并有继承他们革命志向的心态;他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对地域文化和那段历史非常了解;他有艺术灵感、有艺术细胞.我在《光明日报》时发过他的几篇散文,写的很不错,艺术感觉很好.他本人也比较勤奋,这就创作出了这样好的作品.     

“延安五老”读书轶事

“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领受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风，甚至是读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