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关联效应系数的动态分析方法初探

随着产业政策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产业间前后向关联效应的统计分析方法也逐步在我国流行。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应用产业关联效应系数分析方法时,突出地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常常混淆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系数和后向关联效应系数的经济含义及计算方法。(2)运用产业关联效应系数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和选择主导产业时,忽略了技术进步因素及进口政策因素。(3)产业关联效应系数的计算方法是静态的,即仅考虑产业间的中间投入关联效应,没有考虑产业间的投资品投入关联效应。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主导产业选择的可行性及产业政策的准确性。     

基于贝叶斯动态截面数据模型的FDI技术投入与溢出实证

随着世界经济日趋融合,FDI不仅会拓宽东道国产业的受资渠道和产业竞争路径,也与东道国技术溢出存在关联效应,尤其是FDI的技术投入与技术溢出显著关联.文章基于贝叶斯动态截面数据模型进行了全样本分析和动态截面参数估计,结果证实,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高于FDI的劳动力、资本在创新方面的研发累积效应,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都存在东道国技术溢出的正效应,需要通过平衡劳动力、资本,尤其不断提升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本创新水平,以促使东道国获得更高的FDI技术溢出.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关联与技术外溢

本文利用1999-2007年170多万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研究了FDI通过水平关联和垂直关联等渠道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回答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是否存在FDI技术外溢,而且还深入研究了技术外溢效应是如何发生的.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总体上看,外资企业主要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本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在行业内,存在市场挤出效应.②与私营企业相比,外资并没有通过水平或垂直关联对国有企业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效应.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越小,越有利于FDI技术外溢的产生.③外资的异质性会影响FDI技术外溢的效果,出口型FDI对内资企业存在显著的水平挤出效应,外资控制权越高,技术外溢的效应越弱.     

独资化与产业内技术溢出——基于2004年中国31个省市30个制造业行业的分层模型

 一般认为合资企业比独资企业更有利于产生技术溢出,而中国近年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外资独资化趋势。基于此,本文尝试应用第一次经济普查有关制造业的细分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就外商独资化倾向对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独资化对内资企业确实具有负面影响：在竞争性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方面,独资化有抑制作用;在集聚性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独资化产生了更强的“挤出”效应。     

我国行业间尾部风险溢出的测度及时空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经济金融的共生共荣关系,本文采用LASSO分位数回归构建我国金融与实体行业间的尾部风险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对行业间尾部风险溢出进行测度分析,并从时空两个维度探讨行业尾部风险溢出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我国经济金融系统中的31个行业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尾部关联网络,金融行业间、实体行业间以及金融与实体行业之间均存在密切的尾部关联,而且在与实体行业的互动中,金融行业内部存在结构性不平衡。第二,经济金融系统中的风险传染源既可能来自金融行业,也有可能来自实体行业,银行、医药生物、计算机和建筑装饰是经济金融系统中重要的“风险驱动者”。第三,在空间维度上,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越密切,其尾部风险溢出水平越高,且相比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对行业间尾部风险溢出的解释力更强,即尾部风险主要沿产业链从下游向上游行业进行逆向传导;两两行业间的收益相关性和波动相关性越高,尾部风险溢出越强;行业自身风险水平越高,其接收其他行业的尾部风险溢出越强。在时间维度上,宏观经济环境和融资环境是行业尾部风险溢出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拉动效应研究

厘清数字经济产业驱动传统产业发展的“红利”效用,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研究议题。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6月发布的数字经济产业分类标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利用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的样本数据,从投入产出模型视角测度数字经济产业在连接、平衡和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从产业关联效应来看,数字经济产业的内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说明数字经济产业是促进经济“内循环”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字经济产业前向关联大于后向关联,对下游产业的支撑大于对上游产业的拉动,属于要素驱动型产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数字经济产业最为密切,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从宏观经济效应来看,数字经济产业的产出效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带动作用还未充分释放,但与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一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完备,数字经济红利向外辐射,将为国民经济带来更强的收入和就业拉动效应。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数字化”赋能成本;立足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打造数据要素...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为我国企业获得FDI的溢出效应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持,因此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与溢出效应的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并且尝试研究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对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才开始增强,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基于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行业溢出、动态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就业

文章研究了城市集聚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的动态影响,将行业内溢出效应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纳入统一的动态空间分析框架,测算了丰富的集聚机制途径,对集聚经济中各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和结果进行了考察。基于此,结合城市以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单一行业的发展会对行业的发展产生限制,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在多样化集聚的机制中产业关联显著的促进了产业发展,而技术和劳动力共享的作用并不显著。行业的集聚机制会由于技术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对城市跨行业集聚强度进行测度的结果显示,2002-2013年期间每年多样化集聚对城市产业劳动力的增长作用约为2.56%。     

中国大蒜电子交易市场与现货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二元VAR-GARCH-BEKK模型

本文采用二元VAR-GARCH-BEKK模型,对中国大蒜现货市场和电子交易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既存在现货市场向电子交易市场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也存在电子交易市场向现货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同时两个市场间还存在着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且大蒜电子交易市场向现货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要强于现货市场向电子交易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两个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主要是由电子交易市场向现货市场的溢出。     

FDI对我国工业就业效应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文章在FDI与东道国的就业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全面分析了FDI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机制,包括直接投资中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就业效应,间接投资中的拉动效应、挤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产业关联视角,利用36个工业行业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以及《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FDI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结果表明:FDI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都是显著为正,并且后者的影响程度更大,说明FDI的绿地投资大于并购投资,其通过产业关联的拉动效应大于挤出效应;由于技术水平对就业的影响不确定,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对FDI的间接就业效应促进作用不显著;另外内资企业资本以及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也不显著.     

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无论是在FDI下,还是在外包下,加工贸易成为中国承接产业链分工下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衡量。文章利用2002~2008年中国27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产业链分工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而加工贸易进口阻碍了地区技术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后向关联有助于实现技术进步,而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前向关联不利于技术溢出和扩散。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多重上市股票间的价格引导与风险关联——来自中国A、H股市场的证据

文章基于向量GARCH模型中的BEKK模型.结合Granger因果分析,对我国A、H股两地上市三年以上共26家公司股票间的价格引导与风险关联效应及其最新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时间区间还是短时间区间内,在价格引导效应上H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为领导市场;在风险关联效应上,风险则主要是从A股向H股传递.而对这二个效应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A、H股间价格引导效应总体在近期变弱,而风险关联效应则在近期出现明显增强.     

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78—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时间效应、空间效应与时空交互效应的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构建双区制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在不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在短期与长期均促进了本省份的经济增长,同时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性,短期内抑制了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长期内促进了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且省份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省份内的影响效应;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处于低区制与高区制两种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与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地区相比,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强。     

产业关联视角下FDI出口溢出效应研究——以浙江工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扩长促进了浙江出口的快速增长,本文通过研究FDI对浙江出口增长的传导机制,从实证角度验证FDI出口溢出效应,得出后向关联机制是FDI出口溢出发生的主要渠道、FDI对浙江产业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增加科研投入、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地促进浙江本土企业的出口三个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宁波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Caves(1974)的经典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对宁波FDI在工业部门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近几年来宁波外资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没有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原因主要在于FDI技术溢出的渠道狭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都很弱.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测度与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1999-2013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自主研发、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和FDI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提高有正向效应,且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正向效应大于FDI技术溢出产生的正向效应,但我国高技术企业的R&D资本存量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没有正向促进作用.     

文化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投入产出模型可用于分析产业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文章运用该模型,调整合并2012年四川省139×139部门投出产出表后得到5×5部门投入产出矩阵,分析四川省文化产业的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并以该矩阵为基础,计算5部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进行产业关联效应及波动效应分析.     

产业关联效应测度理论辨析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构建多种产业关联效应测度方法,但不同方法间的区别与联系尚未获得足够重视和透彻把握。本文探讨了常规不加权产业关联测度的真实内涵和局限性,并由经济分析入手探讨和论证了相应的加权测度形式;将简单和加权的两种方式归纳为产业关联的相对（边际或平均）测度和绝对（规模）测度,着重辨析其经济内涵的异同点;进而分别采用Leontief和Ghosh模型体系,从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个角度测度后向和前向产业关联效应。结合我国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不同测度方法给出的结果均有其经济分析价值;但相对而言,考虑规模因素的加权测度方法在刻画实际的产业关联效应方面显得更为客观、可信。     

中国教育业的产业关联及中美比较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研究中国教育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与美国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业与第二产业关联效应显著,而美国教育业与第三产业关联效应显著;中国教育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推动效应都不明显,美国教育业的拉动和推动效应比中国稍大;中美两国教育业的影响力系数都高于感应度系数,两国教育业对其上游产业拉动作用比其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