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

笔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与信贷约束程度以及家庭社会地位偏好有关。住房是典型的地位性商品,收入差距扩大时,人们为了维持或提高现有的相对地位会努力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攀比最终会导致全社会住房面积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在信贷缺乏的环境中,购房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未来遭遇流动性约束的风险加大,为此,家庭在增加购房预算的同时会抑制日常消费。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我们的观点：（1）周围人群的住房面积的扩大,会促使家庭选择购买更大的房子。并且,攀比效应对住房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大于房价上涨对住房需求的抑制作用。（2）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扩大和房价上涨都与收入不平等引发的住房攀比有关。（3）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皆有拉动作用和抑制作用。（4）潜在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家庭地位等级的高低有关。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住房双重属性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发现房价上涨对消费的影响会因居民对住房属性的不同侧重产生差异,若侧重其投资品属性,最终影响会是挤出效应,抑制消费。本文根据不同类型居民的消费差异以及住房属性的不同侧重,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房价上涨存在明显挤出效应,地区性差异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挤出效应影响的广泛性,不仅直接挤出消费支出,还可作用于消费的其余影响因素间接抑制消费。因此,要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政府部门不仅要注重住房的消费品属性,合理调控房价上涨幅度,而且还须出台系列相关措施,例如缩小收入差距、降低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和努力摆脱土地财政。     

中国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差异分析

文章系统分析了房价波动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时空差异.研究发现:动态来看,房价上升会在短期内恶化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在中长期内的影响则取决于流动性约束效应和信心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门限值时,外来人口所占比重较小,住房的刚性需求不大,此时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加会大于房价上涨的幅度,信心效应的力量大于流动性约束效应的力量,因此房价上涨会改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增加,住房的刚性需求较大,此时房价上涨的幅度会大于由于信心效应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的上涨幅度,从而导致房价的上涨在中长期内继续恶化居民的收入差距.     

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不仅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而且还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资源从非地位性商品转向地位性商品,从而扭曲资源配置。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具有明显的地位特征,家庭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与地位攀比有关。2.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扩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都是显著的。而房价上涨仅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运用分位回归特征价格模型构建住房价格指数

文章采用上海市新建住房及二手住房交易数据,在特征价格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分位回归编制住房价格指数,并通过与OLS回归结果对比,验证其必要性及可行性。结果发现,不同层次的住房价格波动存在显著差异,房价上涨率从低端住房向高端住房递减,低分位点的房价指数波动更大。     

租住家庭占比、租房供应主体与房价

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租购并举”以缓解大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压力,但住房租赁体系发展是否能达到抑制房价的效果,这种效应与租房供应主体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在国内外都还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实证研究。本文综合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大样本微观数据及城市层面统计数据组成的面板数据,在地级市层面实证考察了住房租赁部门发展对房价的影响效应,重点考察租房供应主体在这种效应中的作用。包含纠正内生性偏误在内的系列计量分析结果都一致性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中的租住家庭占比与当地房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进一步从住房租赁供应主体结构来看,一个城市租赁供应中市场化比重越高,则该城市租住家庭占比与房价的负向关联越强。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表明推行“租购并举”,不仅应关注租售结构本身,还应加强租房供应主体的多元化,尤其要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租赁住房供应中的主导性作用。     

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考虑居民收入不平衡和地区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购房压力系数指标并以此作为门限变量，采用2010—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房价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整体而言，我国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并且在研究住房资产增值对消费的影响时共同因素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地区经济增长率这个共同因素的影响后，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一旦遗漏该变量，模型将存在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将表现为住房资产增值能够拉动消费。(2)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存在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和扩大内需。当家庭购房压力系数不超过15.77时，房价上涨带来的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增长，对于家庭购房压力系数超过15.77的群体而言，房价上涨加重了其负担，将抑制他们消费的增长。(3)不同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存在明显的差别，与其他省份相比，房价收入比高的地区消费增长相对较慢。     

不同城市的房价是否具有相同的人口集聚效应——基于35个大中城市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人口集聚会引起房价上涨,但不同类型的城市由于集聚人口的教育程度不同,房价上涨也具有不同的效应。首先建立人口流动理论模型分析人口集聚对房价上涨的影响,然后通过建立房价、人口集聚、房地产投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P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一类城市人口集聚对房价上涨具有正效应,二类城市为平效应,三类城市为负效应;三类城市的房价上涨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和人均收入提高所推动的。     

房价波动与金融支持的关联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消费者-开发商两部门的房地产市场均衡模型,分析金融支持与房价的相互作用机制。利用1999~200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提出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金融支持对房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金融对住房的支持是导致房价大幅波动的重要因素;(2)房价波动同样对金融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房价的上涨将导致金融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提升。(3)金融支持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但房价对金融支持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     

住房贷款模式差异化选择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住房贷款是获取购房资金的最主要渠道,贷款类型的差异也会对楼市产生不同的作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从住房市场的短期情形和长期情形分别对照不同房贷类型所引发的供需及均衡变动,并以上海市为例展开实证分析,最终总结出住房贷款模式的差异化选择方式。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商业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均能显著促进住房消费,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两类贷款均会对房价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但后者的推动作用强于前者。基于此,需要改革与完善我国住房金融体系,鼓励实施差别化的住房融资策略,以此遏制一、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助力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     

房价收入比计算方法之我见

房价收入比通常是指商品房销售价格(指平均每平方米销售价格,下同)与居民户均收入之比,是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衡量住宅市场价格和居民住房消费承受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制定住房政策的重要依据.国际上通常将房价收入比指标值6倍定为警戒线,超过6倍则认为房价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在国内,不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感受到近几年来房地产业发展非常快,同时伴随着房价显著的上升.据有些专家估计,我国的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10倍,认为房价收入比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房地产已经存在严重泡沫.随着这个指标在社会上更广泛的应用,更深入的研究,它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明显.笔者认为目前计算房价收入比只考虑到上市住房的房价和家庭户均收入这两个指标,以这种方法计算的房价收入比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住房价格和居民住房消费的承受能力,而应该对房价收入比计算方法进行细分,从不同角度计算分析房价收入比.     

将房价因素计入中国CPI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房价的快速上涨与下跌和相对稳定的CPI不配比问题,引起国人对CPI指标的质疑,已影响到政府统计公信力。运用中国2010年CPI的月度数据与各月CPI分类数据,在借鉴美国使用成本法和澳大利亚获取法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国CPI在住房消费方面的两种核算方法。通过对两种方法核算的CPI数据比较发现,澳大利亚获取法核算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能更真实反映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水平。鉴于中国房价对CPI的显著影响,中国应该采用获取法核算CPI,将房价直接计入CPI核算中,进而提高CPI指标的公信力。     

房地产市场波动、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双支柱调控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家庭购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抵押贷款嵌入带有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讨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并评估双支柱调控效果。研究发现：住房偏好冲击驱动房价上涨，拉升银行杠杆，扩张信贷，积累金融风险；一旦风险显现，来自银行内部的金融冲击通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约束，造成经济波动。本文选取两类住房金融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实验，结果表明：最优贷款价值比政策和最优资本充足率政策对房价均可积极调控，但对信贷调控力度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家庭福利存在取舍，社会福利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增进。基于拓展的政策前沿曲线分析可知，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顺周期信贷波动减轻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本文为厘清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传导机制、研判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政策启示。     

上海市新建商品住房供需结构研究

住房的供给与需求结构相匹配,即不同收入的居民能获得与其收入匹配的住房类型,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本文主要研究上海不同收入家庭对上海新建商品住房(包括市场化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支付能力,首先采用房价收入比指标对上海市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变化情况进行初步分析,然后用剩余收入法测度不同收入家庭可购房屋价款,以面积、地理位置和户型划分住房供给结构,并通过匹配度分析对住房供需结构状况进行研究.     

“国五条”对房价调控效果预测分析

本文在交易费用视角下,分析出台“国五条”政策的理论依据,通过建立住房价格决定的短期、长期均衡模型,预测“国五条”对房价走向的影响.结论表明,短期内交易税新政将以强劲力度推动房价上涨；长期内,住房名义价格不会降低,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住房实际价格将在现有水平上下降.     

对物价指数中的居住类指数编制的几点思考

一、重新编制物价指数中居住类权数的重要性一.是城市住房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要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已明确表示,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新的住房政策规定建立以经济实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的新的住房供应体系,以满足不同收入的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对收入较高的家庭提供档次较高的商品住房,实行市场价;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适用的商品住房,实行政府指导价;对最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租金,实行政府定价,要努力提高政府投资中用于经济适用住房投资的比重,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和供应,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反映政府对住房业的调控,应及时调整物价指数中居住类的权数,及时反映房地产业的重大变化.     

我国35个大中城市住房市场泡沫水平测度

文章首次提出考虑地区差异的合理租售比模型,以及考虑家庭未来收入的房价收入比上限模型,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35个大中城市住房市场泡沫水平。合理租售比模型结果显示,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房地产泡沫,其中相当一部分城市的泡沫水平已经比较严重;房价收入比上限模型显示,即使考虑了未来家庭收入增长,北京、天津、上海、厦门和深圳的房价也已经远超居民支付能力。最后给出抑制我国房价过快上涨、防范住房市场泡沫继续膨胀的对策建议。     

住房价格何去何从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传统的以实物分配和集团购买为主的住房消费方式的淡出，个人已经成为住房消费市场的主体，未来房价走势如何备受各方关注。通过对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分析，我认为，短期内房价居高难下的态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从长远看，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目前房价: 总体稳中有升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个从“过热”到在规范中逐步走向平稳的发展过程，其间房地产价格尽管也有过涨涨落落，但总体上是持续攀高的。从绝对价格方面看，2000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2103元/平方米，比1990年约上涨1.85倍。…     

城市房地产泡沫的统计分析

根据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机构(FHEO)对全美近50年房屋价格的调查,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34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率基本保持在3%～8%,保持了国民经济和房地产业的协调发展。日本国从1960～1990年的30年间,GDP增长了17倍,而同期城市房价却增长了64倍,并且经历了两次房价泡沫破灭,因此,日本实际房价平均年增长率在10%以上,导致日本投机严重,经济衰     

利润最大化区位理论与广州高房价的根源

本文利用利润最大化区位理论,建立房价模型,实证研究广州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源。发现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供给的短缺,次要原因是高成本以及严重的贫富分化。其体制根源在于自由竞争的地产需求市场与计划经济的地产供给市场之间的矛盾,政策根源在于政府变为“经济人”,一味经营城市,经济根源在于因竞争和权力垄断所导致的产业分化,社会根源在于广州市民不合理的住房消费习惯。因而,近期来讲,加大土地供给、改革土地出让方式、实行房地产累进累退税是抑制房价的关键,从长远来讲,要建立自由竞争的地产供给市场,变“经济人”政府为服务性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取消“国字头”行业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