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教授学术传略

姜亮夫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专家。早年曾师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诸先生，涉猎广博，功力颛深，在楚辞学、敦煌学、古汉语、古代史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写下了约千万言的著作。以资料为其治学基石；以语言与历史为其治学中心；以综合与贯通为其治学方法；以耐劳与求实为其治学态度。     

学术佳作大师精品——读姜亮夫先生《国学丛考》

姜亮夫先生的学术精选集<国学丛考>,已经于2008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姜先生著述等身,学术体系博大,其研究成果精选成书,无疑是学界的幸事.作为浙江大学"百年求是学术精品丛书"中的一部,该书有以下特点.     

《楚辞》研究与现代学术 ——赵逵夫先生访谈录

<楚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不论是对于屈原的身世,还是<楚辞>的文本,人们在认识上还都存在一些模糊与混乱.这不但影响到对它的正确理解,而且也导致国内外不止一次地出现某种否定屈原存在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细致地考察屈原与他的时代,廓清人们认识中的混乱,就成为现代<楚辞>研究界的一项重要使命.本访谈约请著名楚辞研究专家赵逵夫教授,从自己的学术经历与学术发现出发,就相关问题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论说,同时也对古典文学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关系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呕心沥血 谱教育宏篇——记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教书育人

姜亮夫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他潜心从事研究工作数十载,对语言学、古典文学、史学、敦煌学、楚辞等学科,均有高深的造诣,对姜老的学术成就,国内有不少报道,实际上,他不仅是学者,还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师长。     

闻一多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闻一多楚辞研究的新思维。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思维的独立性。既敢于怀疑，又能自变。二是思维的连动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既有纵向连动、横向连动，又有逆向连动。三是思维的多向性。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四是思维的跨越性。对事物的本质和结论进行思考，讲究速度和效率。五是思维的综合性,利用他人成果,经过综合思维、提炼,提出己见。     

关于“山鬼”——和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

姜亮夫先生说:“然以本篇细绎之,则山鬼乃女神。而其所言,则思念公子灵修之事。灵修者,楚人以称其大君之谓也,则山鬼岂亦襄王所梦巫山女神也耶?……则山鬼为神女之庄严面,而神女为文士笔底之山鬼浪漫面矣。姑说之以待世之好楚辞者。”(见《屈原赋校注》263、264页)郭沫若先生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见《屈原赋今译》32页注语)马茂元先生说:“象《离骚》、《九     

楚辞研究一席谈——访汤炳正先生

<正> 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1989年3月,笔者对汤先生进行了访问。他对楚辞研究的许多问题发表了意见。吉云:汤先生,您是学术界公认的“当代楚辞学大师”,请淡谈您在楚辞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汤先生:在楚辞研究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谈到贞献,我不敢当。有人说,我是“楚辞学大师”,我更不敢当。我     

执教六十五载 著书一千万言——姜亮夫教授传略

今年九十二岁高龄的姜亮夫教授,现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是我国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专家,在教育岗位上,已艰辛执教六十五个春秋,著书逾一千万字,成绩斐然。现将他的传略、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作一简略介绍。     

旧学根基 新潮气派——赵逵夫楚辞研究述评

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可以使一位学者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赵逵夫的《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一文就具有这样的影响。几位专家在审阅时认为,此文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学、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解决了屈原研究中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多有发明,新见迭出,在楚辞研究上是一个突破。汤炳正教授、张震泽教授、吴忠匡教授阅读该文后,也先后致函作者,予以很高的评价。八三年八月提交辽宁省首届屈原学术讨论会,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辑的     

潘啸龙先生三十年楚辞学研究述评

潘啸龙先生的楚辞学研究融旧学新学于一炉,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多侧面综合考察,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当代意识。敢于打破前人成说,对权威提出挑战并勇于辩驳纠误,显示出鲜明的研究个性和争鸣意识。对楚辞研究中的热点、难点反复思考,不断深入探索,提出一系列既切合客观实际又有根据的新见解。     

闻一多先生与《楚辞》

闻一多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生长在祖国和人民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在旧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他顽强地以威武不能屈的反抗精神,生活战斗下去。他经历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终于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革命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他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先生一片丹心照汗青,这是我很     

简论冯友兰先生的船山研究

1962年冬,冯友兰先生参加了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孔于学术思想讨论会之后,紧接着又参加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会议期间,冯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即他在济南会议期间,对孔于思想唱的是“高调”,而在长沙会议上对王船山思想则唱的是“低调”。这种“高调”“低调”之论,既反映了冯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反潮流精神,又反映了他对船山思想的独特见解。本文拟对其独特见解,略作分析;     

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

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文化遗产.两千多年来,屈原及楚辞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游国恩先生的研究就是代表之一.游国恩先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既体现了屈原及楚辞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又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意义,因而也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与启示.     

《离骚》中的“西游”之谜与河西故地考——姜亮夫先生“追怀往迹”说发微

对《离骚》中屈原多次神游西方的动机和目的,历来众说纷纭。姜亮夫先生从民族起源学的角度提出的屈子西行周游是为了"追怀往迹"的观点,给屈原神游西方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屈原神游西方,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寻根追祖意识。其"追怀往迹",一是为了朝圣——朝觐先祖神灵;二是向先祖神灵哭诉苦衷,相当于"哭祖庙"。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西走廊从上古时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楚先民的定居地和发祥地,其始祖传说和英雄传说在先民们的印记里通过代代口耳相传,最终演变成了神话。《离骚》中的"西游"情结,是楚民族关于其发祥起源的群体记忆和传统意识的反映。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上)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第五期曾连续发表了郑临川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反映甚佳。现再将郑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论<楚辞>》发表于此,以飨读者。郑先生在附记中说: “这是一多师1940—1941年关于《楚辞》专书选读课程课堂讲演的一部分。当时讲的内容很丰富、精彩,有的经过先生自己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已收入出版的专著《楚辞校补》一书里,还有的曾写成若干篇通俗杂文在旧社会流传着,它们都被收进了旧本《闻一多全集》。这里记述的八个片段,是经过选择整理出来的,带有拾遗补阙的性质。尽管里面好些论点还可以讨论,有的只由先生首次提出而来不及作深入的探索,有的在后期先生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但从这吉光片羽中仍可看出先生治学的不走老路,独辟蹊径的首创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而应加以继承发扬的。”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下)

五、论《天问》《诗经》与《楚辞》为两个时代的产物,两者截然不同。《诗经》为封建时代(按封建时代为中国历史旧有的概念,与现在所说的概念不同)的产物,而《楚辞》则是封建制破坏后的作品。《诗经》产生于春秋时代,而《楚辞》则产生于战国时代。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转变,就是由春秋转为战国,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故《诗经》与《楚辞》时代虽然看来接近、却不可同日而语。《楚辞》以下的各种诗赋,倒是和它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如果问历史家春秋是如何变成战国的,则众说纷纭,难于定论,因为那时变动太     

鲁迅先生的驳论手法简论

鲁迅先生的驳论手法简论崔旭光鲁迅先生杂文的思想性历来受人推崇，但他的驳论艺术却少有人提及。本文以鲁迅先生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为例，作一简单论述。该文写于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５日。“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而当时的国民党政...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