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环境领域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本文将回顾联合国及其所属环保组织如何通过1972年的环境大会、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1997年的京都会议等重要会议加强其环境立法职能,进而分析联合国在环境领域的作用、局限性及补救办法,说明在环保问题上,联合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它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由于联合国自身的局限性,再加上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联合国和各国政府、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就是十分必要了。联合国通过三次环境国际会议发挥的作用联合国在环保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和京都会议这三…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6月5日-1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召开的政府间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筹建并随后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大会召开的这一天,即6月5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环境日"。"人类环境会议"开启并初步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体系,从此,人类进入了全球性环境治理的新时代。由于会议在斯德     

论环境与贸易的国际合作

目前涉及环境与贸易关系的国际合作主要是多边环境组织、WTO、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行业组织,如国际热带林木组织,也在探讨贸易与环境问题.最近,地区或次区域合作安排中已经涉及环境与贸易问题.     

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研究

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对传统的全球治理体制在解决生态危机及环境问题上的无能所做出的反应。它在国际环境法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主权国家、联合国、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合作将更全面、紧密、深入和多元。     

环境基本法的发展脉络——从“人类环境会议”到“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启动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其重要影响之一是推动了世界各国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回顾历史,各国环境基本法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峰期,一次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一次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这两次会议之所以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是因为它们汇集了人类对于环境保护思想的大智慧,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环境保护新思想和新策略。历史进程表明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需要重大理论支撑,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性,要求使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国际环境法对国内环境法具有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环境基本法落后于世界,但是从环境基本法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环境基本法实现飞跃的时机还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握好机会。     

联合国环境大会之绩效评估——兼论后约翰内斯堡时代的环境治理

从"产出"的角度对三次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尽管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得分最低,但这反应了后约翰内斯堡时代的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着国际协议落实困难、某些国家政治意愿缺失以及国际社会"绿色疲惫"等状况。     

可燃冰开发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能源市场需求的增长,各国无不积极研究开发新能源。可燃冰是世界上能量密度高、储量丰富的新能源之一,其开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可燃冰的开发存在着技术不成熟、规范不完善等诸多困难,还具有加剧温室效应、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地质灾害、跨界环境损害等环境风险。此外,权属争议和成本高昂的商业化风险,仍有待国际及国内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对可燃冰开发的法律问题研究宜从项目准备、风险预防和事故治理三阶段入手,针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问题,在国际法层面上,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条约和国际习惯法对其开发进行规范;在国内法层面上,结合各国经验,分析中国的可燃冰开发存在的问题,即专业性法律规范和环境损害的补偿机制的缺失、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缺陷。总之,可燃冰的开发利用应以环境保护与能源开发的利益平衡为核心,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可燃冰开发的立法、改进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等等。     

环境问题与国际制度变迁

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随着其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经历了从变革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到改变世界秩序 ,诉诸国际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视角转移。建立起全球公平合作关系 ,将个体理性转化为集体理性 ,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 ,环境问题又为广泛的国际制度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理性 (国际环境保护制度 )与鲜明的价值理性 ,推动着创造出符合人—社会—自然系统和谐发展的国际制度体系。作为工具理性方面 ,其影响重在制度创新 ;作为价值理性方面 ,其影响重在制度变迁。在国际制度变迁视角下 ,国际环境保护制度是价值理性有余而工具理性不足     

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

环境正义评价标准可区分为分配正义、制度正义、承认正义三个层面,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中国环境非正义的实质问题主要集中在分配正义层面,主要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环境权益分配与责任承担方面呈现不平等关系;制度非正义层面主要体现为环境规制被虚化、有法不依,环境权益诉求机制缺失;承认非正义则往往被社会所忽略而未被有效认知.在我国,环境非正义的调控策略主要在于遏制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对环境的破坏、向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保障环境制度正义、塑造环境主体正义品格四个方面,这是一种在“发展中协同控制污染”的环境治理模式.     

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

在中国伦理型文化精神的影响下,美学与伦理学关系密切。但是时下的部分学者无形中却在环境问题上将美学与伦理学相割裂。在他们看来,环境美学关注的是美化问题,而环境伦理学关乎的是功用。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相关吗？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关系密切,不仅环境美的存在离不开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支持,而且环境伦理学的拓展也离不开环境审美而来的感性冲动。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必须联手。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建立联系意义重大：有助于克服传统美学中美善相分的形式主义倾向;通过环境审美伦理学的建立,实现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双向拓展。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汇通之处在于敬畏、同情与体验性参予。     

环境保护与世界性的环境正义

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     

突发环境事件下的环境风险治理研究

进入突发环境事件的高发期,必须从风险视角出发,对环境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对现有环境风险,应当遵照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采取"四 二"模式的全过程治理;对于待生环境风险,则有赖于环境风险评价.就我国当前而言,应大力落实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保证公众和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有效参与.     

环境正义刍论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中的前沿问题,它的凸现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环境伦理学的转向。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所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方略。环境正义的实现对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绿色物流的环境绩效评估

环境绩效评估的实质在于帮助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基于平衡记分卡的绿色物流环境绩效评估系统,克服目前绿色物流环境绩效评估常用方法的局限性。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产品导向环境政策:当代环境政策的新发展

产品导向环境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新战略,它将环境政策的中心从传统的生产工艺转向产品,为当代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具有发展前途的政策方法。从发展的眼光看,产品导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运用,从而形成整合环境、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为一体的“可持续的产品政策。”     

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对大学生环境教育的启示

对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环境行为调查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对大学生环境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有性别、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是否参加环保社团或活动、来自于他人的压力等。据此提出重视校园环保社团建设,鼓励大学生参与环保实践;从性别视角区别开展环境教育等建议,以提高大学生环境教育的效果。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笔者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介绍了美、日、俄的环境基本法在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值得借鉴的规定。鉴于我国的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