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外经验看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建设

在我国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却存在着严重缺失,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尽快、合理地将非正规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综合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可以得出,我国现阶段可首先分层次、分批次的解决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问题,并最终实现"一元化"目标以体现公平正义。具体措施体现在:加强对中高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的投保激励;引入对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的风险保障;实现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底线公平;坚持对社会保障制度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     

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与对策

阐述了女性在正规就业领域更易受排斥,公有和非公有企业存在雇用上的性别偏好等因素是导致女性劳动非正规化的成因,分析了这一就业趋向对女性经济参与方式和职业发展形成的影响,指出政府应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支持力度,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福利与完善保障政策,同时提出了建立反对歧视和排斥的平等就业法,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社会保护,为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公共培训等有益的建议。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量统计方法研究不同就业选择群体的收入,以客观数据直观反映非正规就业与其他就业形式的收入差异,呈现非正规就业这一就业形式对提升就业者收入的重要作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7955个不同就业类型的劳动力进行了收入ATT评估。研究表明:地区因素和原生家庭条件会极大影响劳动力未来的就业选择;无论何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自雇型或者受雇型)都将显著增加无业人员的收入,创业型的非正规就业会明显增加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本文为提高就业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程度,并为我国解决就业难、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民生困境、制定相应就业促进和安全保障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探讨——以青岛市为例

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我国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因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者,被称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其门槛低,就业时间较为灵活,成为我国富余劳动力参与就业的一个主要途径。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大多存在着文化程度偏低,从事的职业技能含量低,收入低,社会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文章认为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应从社会支持、政策支持以及市场体系等方面加以积极引导。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多主体博弈分析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是一个多主体合作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各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支付能力、比较优势和受益范围,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相通但又有所区别的利益。通过分析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正规就业者、市场与非正规就业者三种不同情境下主体间的博弈过程,发掘出了影响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得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培训路径。     

非正规就业与社会养老金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非正规经济是我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现象,作用很大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继续发展壮大,因此对于非正规经济不可能采取压制、无视的态度。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因为所从事工作的"非正规性"而难以得到现存正式保障制度的保护,而世界各国的总趋势是非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式微,所以合理的取向是改革现有的正式社会保障制度使之能覆盖非正规就业者,而这种"改革"并非单纯靠增加制度覆盖面就能够实现。一个可行的改革措施是引入社会养老金制度。这一制度不以缴费为前提,因而避免了所谓"非正规性"的掣肘。社会养老金制度的引入可以给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一个可靠的预期,并因此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增强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高这部分劳动力的生产力,同时可以发挥重要的缓解贫困的作用。     

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制结构的私有化大大刺激了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的增长,从而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且缺乏社会保障,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非正规就业是某些群体被挤到低级市场的结果。非正规就业市场不等于低级市场,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张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加深。     

拒绝提供合理便利构成就业歧视的法理学分析

在就业市场中,不为面临就业障碍的员工(如怀孕的女性、残疾人等)提供合理便利条件,日益被视为就业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从保护就业者平等就业权的角度出发,法律法规和相关就业政策明确规定企业负有为就业者提供合理便利条件的义务,就是确认就业者享有要求企业提供合理便利的权利.明确这一权利对就业者特别是对存在就业障碍的社会群体来说十分重要,这是保护他们平等就业权的有力武器.本文参照欧盟<就业框架指令>等域外法令的规定,对拒绝提供合理便利所构成的就业歧视作出了法理学的分析.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是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可纳入体面劳动的视野进行考察。实证研究表明,当前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水平整体偏低,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急需加强,体面劳动对其职业安全与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作权利、社会保护、平等就业和社会对话。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工作中的基本权利,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劳动社会保护支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劳资双方对话实效等是促进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的可行选择。     

作为一种社会隐蔽行为的存在：都市社会非正式就业人群的生存逻辑分析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成为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和1结构变迁不同,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社会中涌现的非正式就业人群是与全球化工厂就业体制密切相关的,他们从农村进入工厂就业,又从工厂退出成为城市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生活在城市之中,却又因为制度区隔而生活在体制之外;作为一群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所特有的分割关系,赋与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独特的生存能力。     

日本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及支持政策

随着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雇佣形态多样化、雇佣流动化的趋势,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女性就业的主要模式.为解决非正规就业女性工资收入低、福利待遇不完善等问题,日本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通过政策引导企业从劳动条件、工资福利待遇、教育培训等人事制度层面,消除非正规就业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本的经验说明,要消除就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保护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权利,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多方努力构建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保护网,为女性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西部地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社会资本研究

根据西部地区的调查资料,运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建立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潜在社会资本、体制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否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已经或曾经再就业的下岗工人后来就业者相比,社会网络中家人和亲戚为主、网络中成员的职业地位高、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男性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发生比高;而社会网络规模小、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地位相似程度高、40岁以上、虽然是党员,但仅为普通工人,不利于搜寻新职业。并提出政府应对西部地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创业和非正规就业等多种形式就业的政策建议。     

新时期城市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

通过在厦门市的调研发现,新时期城市女性非正规就业表现出年轻化、白领化、社会参与意识较强且有正规化预期等新特点。现行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都未能关注到这个群体的成长和变化,对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人员存在保障失灵的问题。同时,制度性的就业保护和非制度性的"职场规范"等原因导致的正规就业"高门槛",加速了年轻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且由于女性就业非正规化会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从而可能将女性固化在非正规就业轨道。基于此,提出重塑职场文化,降低女性正规就业的门槛;改变非正规就业"低下"的标签,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保护力度;规避妇女福利对女性就业的负外部性,优先发展儿童福利等政策建议。     

国外对弱势就业群体的研究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对国外弱势就业群体理论及其政策支持情况分析,认为发达国家主要从提高弱势就业者的就业能力、拓宽社会对弱势就业者的需求量、采取特别措施和相关法律程序保障弱势就业者实现充分就业等方面促进这一群体就业。这些积极的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弱势就业群体的就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对我国解决弱势就业群体问题也有积极的政策启示作用。     

灵活就业与社会保险:难点与对策

多种灵活就业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日益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加强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完善法规,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采取灵活的操作办法;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效率;加快信息网络建设,为经办工作提供信息技术支持;提供便捷优质的培训和就业服务;保护灵活就业者的权益;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实施综合保险的形式;社保机构应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加大社会宣传力度.     

发展中国家促进就业的做法及其借鉴

失业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针对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多种财政经济措施以缓解就业压力。发展中国家促进就业的做法及经验,对于我国缓解就业压力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必须通过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大力促进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供给进行必要的调控、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等途径以促进就业。     

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U型关系,换而言之,低收入家庭居民和高收入家庭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中等收入家庭居民则倾向于正规就业。此外,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稳健的负相关关系;相较于男性和城镇居民而言,女性和农村居民更有可能选择非正规就业。     

从基本公共服务视角看女性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福利权益保障——对河南省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的分析

在非正规就业整体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非正规就业女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非正规就业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劳动就业状况、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不理想,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享受不到等诸多问题。为此,应该从加强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入手,改善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保障现状。     

对城市非正规就业概念理论思考

非正规就业具有解决城市失业、缓解城市内部社会矛盾的特性,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学界和政府的普遍重视。ILO是推动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主要机构,但在ILO推进非正规就业过程中,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出现了泛化而导致定义模糊的现象。非正规就业概念泛化的主要原因是ICT的发展而导致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模糊;为了便于可操作性和可统计性,导致非正规就业标准多样;非正规就业本身与非法经济、家庭经济紧密相关性,导致这一概念复杂化。从理论上对非正规就业的思考和界定,有助于非正规就业本身的发展。     

全球化与非正规就业政策

全球化经济状态下的劳动就业体现为弹性劳动、职业变换频繁、工作不稳定的特征,劳动力市场呈现为对高技术人才的高薪竞争与对普通劳动力价格的廉价打压的两极分化态势,非正规就业的出现就是受这种竞争挤压的结果,它暴露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效率与社会不平等的双重后果。在相当程度上,非正规就业人口承受着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因此有理由要求政府和社会的保护。特别在快速工业化国家,对非正规就业采取社会扶助政策,不仅仅具有经济作用,更有消除贫困、解决失业、促进保障的社会功能,从而也为经济迅速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稳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