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中国路凝聚中国心实现中国梦——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观点纪要

2013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以“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景”为主题,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际体系、价值观和中国学学科等八个领域,全面深入展开探讨.与会者从不同视角概括中国道路的规律和特点,剖析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集中探讨“中国梦”在各个领域的实现条件,深化对“中国梦”、“中国路”、“中国心”的内涵演绎.与会者认为,“中国梦”引领下的“中国路”,就是独立自主、改革开放、转型创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梦”、“中国路”、“中国心”三者紧密结合,未来10年的中国发展既有宏大前景,又有战略突破点和实践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就目前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而言,我以为要特别关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 一、正确认识把握“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的关系问题 不能把“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虽然,“马哲的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哲”,但“中国化的马哲”只能产生、发展于“马哲的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个逻辑结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恰当的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这种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和发展,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梦”的实现与中国精神“走出去”

“中国梦”成了一种实现中国强盛、民族复兴的话语,也是中国面对世界、彰显民族魅力的话语.“中国梦”的演进与中国精神的造就是不可分割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繁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实事求是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以人为本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为了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精神势必得到世界的认同,这就需要让中国精神“走出去”,以实现让世界认知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中国梦”.     

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理解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在实践中能否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要着力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化”两个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包括理论的通俗化、宣传普及化、内化、转化.通俗化是前提,宣传普及化是中心内容,内化、转化是目的,其中,内化是解决信仰问题,转化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谁去化”和“谁化谁”的重大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不当理解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有的是采用“体用关系”思维模式去理解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哲学为“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用”,即持“中体—马用”的观点;或者相反,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为“用”,即持“马体—中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问题的一种不当理解.     

理论思维的冲动:“中国模式”的哲学考量

从本体论看,“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从认识论看,“中国模式”尚在建构之中.“实例的总和”表明我们只是认可而非认识了“中国模式”.学界应对“中国模式”多作形而上的探究,藉以实现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必须对“中国模式”作思维着的考察,才能获得关于“中国模式”的确切的知.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虽说不是普世的,但也不是一个孤本,至少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方法论.     

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拥有丰富的地缘边疆资源,也拥有悠久的边疆经营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边疆假说”理论(“社会进化论”、“非均衡性发展论”、“环境适应论”、“美国例外论”等),对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有一定的启示.特纳认为“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并最终推动了整个美国的文明进步.事实上,边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边疆的拓殖、经营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群众”与“公民”:中西国家构建的比较分析

“国家构建”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对比西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最大的特点在于国家并不是由“公民”,而是由党所动员和领导的“群众”所构建起来的.“群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依靠力量,更代替了“公民”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群众”的这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本文以“群众”与“公民”作为中西方国家构建比较分析的核心概念,由此探讨中国现代国家的独特性.     

世界级企业成功之道

短短二十年,中国企业集体性崛起创造了世界企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从企业成功之道角度,解释中国企业崛起之谜,中国的世界级企业成功之道在于:首先,胸怀国家、胸怀社会;将企业发展置入国家战略、将企业发展融入社会成长.其次,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企业发展之路;植根中国传统,革故鼎新企业文化.最后,不断推动战略要素系统性创新,优化企业发展“基要函数”.中国企业成功之道,既是“大道”,又是“中道”,还是“新道”.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殷商刻辞与中国艺术观念的本源

殷商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也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甲骨刻辞虽然没有将艺术作为讨论对象,但其中出现的“艺”、“乐”、“舞”、“画”、“美”、“丽”、“丑”、“品”、“鉴”等字,却勾勒出了后世中国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的框架.刻辞文字按“依类象形”的原则构成,为“以形释义”提供了可能性.其中,“艺”、“乐”、“舞”、“画”的构形方式,暗示了艺术与原始农耕文明的内在关联;“美”、“丽”、“丑”关乎艺术评价的维度;“品”、“鉴”涉及艺术评鉴的方法.通过与殷商青铜器的相互参证则可看到,摹仿与变形是殷商艺术的创制原则,象征与暧昧是其主导性的艺术风格,自然认知是其对艺术价值的基本定位.据此,殷商时期虽然尚未形成自觉的艺术观,但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观念的本源.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规范”与“描述”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

“规范”与“描述”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建构具有基本的规范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度的规范的“定义”、“解释”和“论证”.在规范的限度之外,正是具体生动的描述的“定位”得以合理存在的生长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需要保持“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形成相互补充、渗透和制约的态势,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从“洋芋”到“土豆”的文化融合——马铃薯跨文化传播现象研究

马铃薯从欧洲到中国的传播是一次典型的实物跨文化传播,也是一次从“洋芋”到“土豆”的文化融合过程.它适应中国的自然环境,在中国被大面积推广种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马铃薯生产大国,马铃薯也由一种“舶来品”成为中国的“土特产”.它不仅适应了中国的自然环境,还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乡土风情、文化传统相融合,在一些地方逐渐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土豆文化”.科学技术推动了马铃薯在中国的广泛种植,而马铃薯的“本土化”又反过来促进了相关方面的科学研究.在科技、工业化、全球化的影响下,马铃薯产业已经形成.中国的马铃薯以及相关产业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本文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马铃薯及马铃薯产业要想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的品牌和产业,需要在依靠科技的同时借力中国特有的“土豆文化”.     

“新批评”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关系看,“新批评”的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文本观、语义观、修辞观和细读法上.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新批评”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地被中国化.其原因在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同质性,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文化语境对外来文论的包容力与改造力.     

论“中国梦”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

“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中国梦”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处在一个多维关系的统一体之中.本文旨在阐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深入理解“中国梦”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协调三者关系的认识.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论李大钊的“自觉”意识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对中国道路作了艰难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隐然贯穿着李大钊强烈的“自觉”意识.其由爱国自觉到青年自觉、阶级自觉、文明自觉至人类自觉的“自觉”意识的发展、演进,实践和勾画着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理想蓝图.梳理、分析这些“自觉”意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脉络,也为今天“中国往何处去”、“世界往何处去”和“人类往何处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微博问政、治理转型与“零碎社会工程”

中国“网坛”,微博崛起.由特殊国情决定,问政、议政甚至“参政”成为中国微博的一种主要功能.微博问政恰与中国所处的微观转型期相吻合,这就是“治理转型”,二者有着高度的对应重合性.如借鉴波普尔“零碎社会工程”理论,又会发现在“微博问政”、“治理转型”和“零碎社会工程”三者之间,隐然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微博问政”、“治理转型”,是现象层面的呈现,“零碎社会工程”则是从思想高度对其给予了理论上的概括,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