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与初唐宫廷文学

唐高宗具有尚实、端方、稳重的儒学政教型人格特点,对文学创作既无才能又少兴趣,宫廷文坛遂从贞观时的帝王主导型转变为高宗时的权贵主导型,上官仪和许敬宗等权臣成为宫廷文坛的领导者。质地纤弱、热衷于华丽藻饰的＂上官体＂风靡一时,失去了贞观宫廷诗的宏大整肃与雅正之风。在用人方面,高宗重吏干而轻文学,使得新进文士的仕进之途受挫,处境尴尬,阻碍了文学高潮的孕育和催发。     

唐太宗及贞观诗人群对唐诗宏观结构的构建

前辈学者多将唐太宗君臣的诗作视为宫体诗,归宫体一派。其实唐太宗等贞观诗人群提出了雅正质实、文质彬彬的诗美理想,在创作上以典丽为宗,兼尚气骨,对唐诗繁盛局面的形成有开启之功。     

庾信与贞观文人的宫廷创作

宫廷创作因其形式的刻板、内容的单一常不为人所重,但庾信在北朝时的宫廷创作及贞观文人的同类作品中却蕴含着许多值得关注的新变因素:他们开始向雅颂和比兴传统复归。这无疑为诗歌创作走出宫体指引了一条健康的道路。     

评《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

评《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有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学术界新近又增加了一部新著：《贞观盛世·唐太宗·李...     

唐太宗贞观之失述评

史家常称唐太宗圣明,为政多善而足法,故有“贞观之治”。然考诸史实,唐太宗失德、失策、失治之处甚多,若非忠智之士有所补救,他的许多过失都足以导致败家亡国。贞观之所以称“治”,一方面由于唐高祖广用贤能、直言纳谏、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在贞观前期存在功效延伸,与隋末战乱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则是唐太宗与唐高宗授意史官在贞观历史记录中大肆隐恶饰美的结果。     

论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治国方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作一点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的用人任事似有种益。一、广延人才，公正用人唐王朝建立于隋朝末年的乱世基础之上，唐大宗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博大胸怀，不分门户，不计亲疏，招贤纳士，广延人才，公平待人，公正用人，唯才是举，为我所用，为贞观盛世奠定了人才基础，使大唐帝国的巩固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贞观…     

贞观诗坛宫廷诗格律的发展探察——以李世民为中心

格律诗的核心是重平仄，从这一核心出发，对以李世民为中心的贞观宫廷诗坛创作的五言八行体诗歌的平仄格律进行了梳理，由此探察了唐五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发展。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考辨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一直被认为是出于科举考试规范用韵的需要。但史料比勘与初唐诗文用韵的统计分析表明：许敬宗对《切韵》的改革,并非为科举制定官韵,而是为宫廷诗歌创作提供用韵依据;其时间也可上推至唐太宗贞观年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高宗、武后时期。     

唐太宗的镜子——隋炀帝

唐太宗以人为镜 ,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另一面镜子。在太宗眼中炀帝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魏征等贞观谏臣也常以炀帝为诫鉴 ,隋炀帝便以一个暴君形象载入史册     

初唐送别诗创作的多元格局及诗歌史意义

跨度近百年的初唐是唐代诗歌的发轫时期,也是送别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初唐时期的送别诗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和文学史价值。初唐送别诗的创作格局中,主要存在三种体式的诗歌: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宫廷送别诗,以创作上的集体性和风格上的富丽性为标志;活跃在贵族官僚阶层的送别诗,其中的送人赴任的饯送诗、涉及贬谪的送别诗具有诗风、诗体的转折意义与示范价值;代表文坛新鲜血液的底层文人创作的送别诗,这类诗歌将送别诗拉回到抒情的轨道上,气势激昂,感情热烈,启盛唐之先鞭。送别诗的频繁创作使初唐文坛保持着活力与生命力,也体现了唐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初唐送别诗是整个唐诗从宫廷走向江山与塞漠的表征之一,对后来的同主题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创和引导作用。     

关于近代作家许啸天

近代作家许啸天已被人们所淡忘。他早年在绍兴大通学堂与秋瑾共事,参加光复会和反清革命。190 7年“秋案”发生后逃亡上海,积极从事新剧(话剧)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中晚年,他又热衷于宫闱小说创作,成绩卓著。与另一位绍兴籍通俗演义创作大家蔡东藩一样,许啸天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应占有一席之地。     

贺知章撰许临墓志跋

唐代许临墓志 ,由知名文士贺知章撰文 ,书法亦隽雅。志主青年时期久在相王李旦府中任低职官员 ,相王登帝位 (睿宗 )后 ,擢为右武卫将军 ;在平灭太平公主、常元楷等发动的宫廷政变中立功 ,得玄宗嘉奖 ,出刺曹州 ,卒于任上。此志可以补正史无许临传记之缺佚 ,并为研究其文学作品和撰作技巧提供了新鲜材料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玉台新咏》一书的编撰者

《玉台新咏》的成书受着时代文风、政治及编撰人身份的制约。由于武帝———昭明时代文风及政治的作用,东宫不可能为《玉台新咏》提供理想的成书的背景。西府成为“宫体诗”创作、流传和编撰的另一个中心。西府后宫徐妃是编撰《玉台新咏》的第一人,徐陵作序言,由于徐妃品行极其败坏,限制了《玉台新咏》的流传和影响,而不被正史所载。     

一个浪漫行者的“单独”之旅——读许辉“单独”系列散文集

作家许辉以独行者的姿态遨游于江淮大地之上,创作出五部“单独”系列散文随笔集。文章试从作家的文学个性和文学境界出发,通过分析其自然诗意的品性和精神生存的最终归属,探讨了其散文创作的情感脉动,以揭示其“单独”的真正内涵。     

乾隆时期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相关诗作研究

乾隆帝和他的臣子纪昀、徐步云等人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维度、视角和空间,以不同的情感对亲历的土尔扈特部回归事件进行了文学上的典型性抽绎和浓缩,以生动形象的表现和张扬凸显了这一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盛世气象。将三者的诗篇集合在一起,连贯起来看,恰好实现了对土尔扈特回归事件文学式的全景覆盖,故而笔者认为其具有诗史的价值。     

论《再别康桥》的自然与节制之美——兼谈文学审美的传承与接受因素

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审美旨趣独特又富有深意。它既贴近生活、自然亲切,又对情感表现予以节制和含蓄,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这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思想,也蕴含着作者对读者的尊重和内心的交流。正是这两方面,使作品既能够感染和打动读者,又能超越具体情境,实现了更普泛的审美影响力。这关联到文学审美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文学审美对民族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二是文学审美与读者大众接受之间的关系。     

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清宫女性形象研究——谈电视剧《德龄公主》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电视剧《德龄公主》是部在文本上很见功夫的细致精良之作，它改编自著名作家徐小斌的同名历史小说，并由她亲自参与编剧，文化价值和人文内涵也禀承了其对文学艺术的严谨追求。该剧借德龄的叙事视角描绘了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环境下，一系列不同文化背景的清末贵族女性形象，展现了西方现代观念、现代文明与古老中国伦理传统的矛盾冲突，揭露了宫廷生活的黑暗封闭，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泯灭人性，呈现出本真的女性情怀和内在的审美张力。     

为新月找一个坐标——1925-1926年徐志摩与《晨报副刊》

报纸和出版社往往成为文学社团的生命线。通过对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间徐志摩所执掌的《晨报副刊》的考察,这个时期的《晨报副刊》对新月派自身的发展及其在整个文学史格局中的位置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为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在现代文学地图上寻找了一个坐标,确立了它独特的位置。     

秦桧与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

南宋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是特指阿谀秦桧之作而言的,为秦桧歌功颂德之作数量的巨大与吹捧程度的露骨,是其主要表现。谀颂之风的背后,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即南渡士人重见中兴的期望,但究其产生的本质原因,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实际上是文字狱的另一面。阿谀秦桧与文字狱都是秦桧作为权相的特征,两者有着很深的连带关系,是同一根源的文化现象,前者是秦桧欲附己而发,后者是秦桧因排异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