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族的婚姻习俗及其变化

元代蒙古族的婚姻习俗有不少与中原汉族传统婚俗不同之处,如多妻、抢婚残余、收继婚等。元朝入主中原之后,蒙古族婚俗对中原汉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中原汉族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蒙古族的婚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论清代收继婚陋俗及其屡禁不止的原因

收继婚俗是我国传统婚姻陋俗之一,在清代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和封建社会末期的特殊时代依然比较流行。文章利用大量史料来论述清朝收继婚俗的表现,清代官方和民间对收继婚俗采取的禁止措施与效果,并分析了收继婚俗之所以在清代有令不行、屡禁不止的原因。     

蒙元时期汉人收继婚的法律调整

自汉以降,汉人收继婚因其紊乱伦常为法律所禁止.蒙元时期,受蒙古等民族婚俗的影响,在汉人中亦有收继婚流行.据<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典籍记载的实际案例,元代对汉人收继婚的态度并非放任纵容,其法律调整在不同时期曾经发生重大变化,但主要内容、处理结果基本符合汉族的婚姻伦理传统且往往综合考虑了很多因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北方游牧民族收继婚俗中的女性——以辽金元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女性的贞节观念增强,收继婚俗渐趋为人们所不齿,作为接受收继婚的主体,因自身无法摆脱世俗中约定俗成的习俗,其内心充满了挣扎与无奈,却又无法挣脱,只能被动地顺从.加之上层高压的政治因素、生产结构转变后的经济以及中原礼制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冲击着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收继婚俗中的女性.     

论元代的收继婚

论元代的收继婚翟宛华元代的统治者，原是北方落后的少数民族，有许多落后的婚姻习俗，婚姻生活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状况。收继婚就是元代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前的主要婚姻形式。进入中原后，经过汉民族的影响，收继婚俗逐渐削弱，而汉民族的贞节观念逐渐强化。本文主要论述元代...     

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族的收继婚述略

所谓收继婚就是娶寡嫂或后母的习俗。我国古代各民族实行族外婚和确立父权制后,嫁入本氏族的女子不仅是夫家的成员,而且也是夫家氏族的成员。这些嫁到本氏族的女子,有的是枪来的,有的是用财礼聘来的,因此夫死后妻要改嫁,多嫁给夫系家族成员,不使家族财产外流。收继婚也能防止部落离散,保存本部落劳动力和确保后代的繁衍。收继婚的内容主要包括:兄死之后弟收兄嫂为妻,父死之后子收父妾为妻,堂表兄弟之间在兄弟死后对寡妇的继承,姐死娶妹等。 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就有收继婚习俗。如《左传》载:“晋侯燕于贾君”。晋侯即晋惠公,贾君即太子申生之妃,亦即惠公之嫂,这便是弟由燕而纳嫂。《左传》闵公二年载:“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共仲即庆父,是鲁庄公的弟弟,哀姜即鲁庄公的夫人,即弟妻嫂。这种收继婚事例史书不绝于载。如隋炀帝纳父之妃宣华和容华两夫人;武则天原为唐太宗的才人,后被太宗儿子高宗收为皇后。 至汉代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原始突厥语族、原始蒙古语族和原始满洲—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就有收继婚的记载,收继婚是我国北方民族普遍存在的婚俗。现据文献资料按语族分别简述之。 一、原始突厥语族各族的收继婚 匈奴,亦称“胡”。战国时分布在燕、赵、     

元代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文学史意义

元代汉族、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高句丽、渤海、回鹘、党项、畏吾儿等多族共居,文化上各族相互涵化,多元文化并存且共同发展,带来了元代经济、科技、民俗、婚俗、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特质,受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的影响,有元一代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鲜明的独有的特点。     

元朝收继婚的法律调整

收继婚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婚姻习惯,伴随元朝蒙古政权的建立也大量扩展到中原地区,引发不同婚姻价值理念的矛盾冲突.元朝面对复杂的收继婚情形,特别是汉族收继婚法律调整的需要,能够“各依本俗”,因时制宜,展示出元朝在处理多民族婚姻问题时的灵活态度,表现了元朝特有的文化面貌.     

南票地区汉族婚俗的调查研究

南票地区农村汉族婚姻习俗的特点，是时间长而讲究多，其中渗透着满族婚俗因素。各民族婚俗的相互渗透，形成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婚俗对于调节人际关系也起着重要作用     

元朝的收继婚俗及发展

收继婚,是古代欧亚草原上各游牧民族普遍盛行的一种妻后母、报寡嫂的婚姻习俗。一元朝是十三世纪时由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庞大统一的封建帝国.他们同样实行古老的收继婚。正如《出使蒙古记》所描述的:“每一个男人,能供养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妻子,…。按照他们的通常风俗,可以同任何亲戚结婚,     

现代化视域下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地处北疆的内蒙古社会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日俄势力的渗透和挑唆,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危机;社会的动荡不安,加深了内蒙古的落后局面;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内蒙古地区,使内蒙古由蒙古族游牧社会逐渐向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多元化社会转变。在清朝推行"新政"的形势下,为振兴蒙古族、救亡图存,内蒙古地区也开展了图强新政,开启了内蒙古的现代化之路。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论降清知识分子在缓解社会及民族矛盾方面的作用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处在汉族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断,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棘手。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仇视。对于清政权来说,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必须首先缓和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对于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清知识分子以其娴熟的治理国家经验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黄教的传入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

16世纪70年代,黄教在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大力倡导下传入蒙古地区,并广泛传播,对蒙古族文化在宗教、文学、医学和建筑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口"简析

"西口"随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西口"最初指杀虎口,后因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原因而转移至归化城,随着山西西北部、陕西北部和甘肃沿边地区的汉族人民出口向长城外蒙古地区迁移的扩大和深入而渐泛指.     

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在两汉时代,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在当时时政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得以充分体现。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

汉初传儒经者多为齐经生。齐经生解经更加具有神秘色彩,与汉代谶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汉代齐经生所传、所解《易》学、《书》学、《诗》学、《春秋》学与谶纬间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两者同受上古山川守文化的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