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

在民国时期种类繁多的社会调查中,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体所进行的一批社会调查迄今为止尚未在学界引起多少注意。本文首次对这批燕大调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且着重指出,这批调查诞生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刚刚传入中国之际,真切地反映了这些学科扎根于中国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一环。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新篇章——读《中国农村社会学》

(一) 中国农村问题是许多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曾经下过很大功夫,取得很大成绩的一项课题,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是我们这一代农村问题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很好加以继承的学术遗产。在读到欧远方、王胜全、辛秋水三位学者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学》一书时,就特别注意了他们是如何对待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历史学术遗产的。果然,作者态度是严肃和诚恳的。如书中说:“在我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是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而开展起来的。”在列举了童润之的《农村社会学纲要》、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等前代学者的学术著作之后说:“真正立足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实际情况进行大量的详细的科学调查基础之上而进行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当推李     

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调查——读书笔记

从社会学诞生到目前的将近一个多世纪中,在西方,作为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手段之一的社会调查,已发展到了具有系统化和专业化、并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的较高水平。这些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技术,对于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举行年会

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到十五日举行了年会,就“社会调查方法论和方法”这一专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与会者都认为,研究社会调查方法论对于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社会调查的水平,会议着重探讨了如何继承和发展我党从事社会调查的光荣传统、如何逐步实现调查方法的现代化以及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     

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理论和方法选择

中国恢复社会学的研究,历时已七年之久,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客观地认识一下我们目前的社会学界,可以看出,我们离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即有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指导的社会学应用体系,还差之甚远。究其原因,可以这样说,我们忽视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忽视了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学应用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我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不够注重吸收和学习社会学理论传统,而只是一味强调社会调查。当然,强调社会调查是必需的,社会调查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们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法之一。但是,社会调查并不是只有社会学才具有的获取资料的方法,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都这样或那样地要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获取资料。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社会学学科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我认为:只有在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调查,应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的社会调查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由社会学理论指导到社会调查实施(社会学应用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社会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特别是我们整个社会学界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党的十二大给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对社会学也是同样。自从1979年提出建立中国社会学以来,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沉寂了三十年的社会学教学及科研工作,重新活跃起来。但毕竟较多的只是介绍西方的和旧中国的社会学。应该如何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大家都认为,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和建立我国的社会学,我想这不只是一句话,而应该有它具体内容。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概论·原理·理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要建立起来,就必须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自1979年我国开始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以来,许多同志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纵观这几年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不少同志混淆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原理、社会学理论这三者的区别,他们往往是不加区分地把这三者混为一谈,致使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和盲目的争论。为了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更深入有效地展开,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调查的先驱陈翰笙——读《陈翰笙文集》中的十三篇农村调查报告

陈翰笙同志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新近出版的《陈翰笙文集》将他早期的农村社会调查共十三篇列于全书之首。这些调查尽管是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但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极大的启发,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成果。在具体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很难分清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界限。事实上,广义经济学的调查就是社会学调查,因为其方法首先是社会学的,调查的对象也总是作为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现象)的社会事实。陈翰老的农村调查究竟有什么特点?对现在的社会学工作者的现实社会调查又有什么启发呢?如果把陈翰老的调查同当时其他学者所作的调查相比,就会发现这么几个特点:(1)陈翰老的调查是极为明确的“问题导向”的研究,不是简单地罗列中国社会的现状,而是竭力去说明种种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现代中国的士地问题”,“中国农民的赋税问题”等。就是这样陈翰老的“问题导向”的研究还不局限于此,他更深化、前进了一步,就是以中国革命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调查的     

继承、规范与创新: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建立

在涉外交往中,礼宾工作必须有章可循。礼宾制度,是一国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不断地继承、规范与发展中确立与完善的。本文对新中国礼宾制度的继承、规范与创新进行了探讨,并初步分析了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创建过程、具体内容、制约因素及其主要特点。     

笔谈：新一轮改革与社会建设

编者按：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过去三十年我国社会变迁的经验和教训,展望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蓝图和方向,是身处当今这个时代中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有鉴于此,《社会》杂志会同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约请一批中年学者,组织了这一期“新一轮改革与社会建设”笔谈。笔谈的作者们在社会学学科视野下,分别从各自所擅长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利益关系、转型社会学、社会分层、单位制、产权保护、意识形态、社会政策、民生改善、社会网络资本等角度出发,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就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方向和对策开展了深入探讨。如何解读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如何发现和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中国经验”,无疑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也是形成具有解释力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机遇。我们需要研究,在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中,哪些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哪些领域的变化相对缓慢,哪些领域或许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却可能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人们也许可以从2000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如同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样,不是单一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形态所能概括的。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几乎跨越了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全部过程,并且是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多种社会发展阶段并存。中国社会结构也就表现得更为复杂,它也许是传统家国结构、再分配经济权力结构以及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多种面向的集合。我们期望这组研究成果能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学更加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实践,发现真问题,寻求新视角,创造新理论,进一步推动自身的本土化进程。     

“社区”概念的由来、本质特点及其应用——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社区”讨论会综述

经过近几年来对社会学对象和性质等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广泛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一个新的迫切任务摆到了我们面前,这就是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借鉴包括苏联和西方在内的各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建立起我国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以切实指导和促进实际的社会研究和社会工作。因此,本期就“社区”概念发表一组文章,作为引玉之砖,欢迎社会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和读者指正。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及老龄问题

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地位,我们应该结合建国以来影响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来加以认识.在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方面,中国人曾十分信赖苏联人.按照苏联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里没有必要设置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特别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这样的资产阶级课程.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被作为"禁区"达二十七年之久.研究这些经历对社会学家所产生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不仅有个人受挫折的一面,还潜在着积极的一面.     

书讯

书中写道,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多半发表于六十年代。著者认为,在政治上,这些著作可以看作是阿尔都塞参加法共党内和法共与党外各种左派思潮开展重大论争的主要成果。这些论争大半涉及西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由于斯大林问题的被提出,和作为另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这些论争的含意,就显得更加复杂。在理论上,阿尔都塞力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基本概念重新进行评价。阿尔都塞虽未公然地把自己列入结构主义流派,但他显然沿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等法国结构主义作家在建立自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所采用的一些论点。在这个重新评价的过程中推动了有关文艺批评、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政治理论和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的一系列结构主     

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就是它逐渐“中国化”的历史,把社会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文章分析了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性质和目标的不同理解,认为正确全面地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化问题,仍然是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目标的关键。在作者看来,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是“化入”与“化出”,即尊重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和规律,先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内部,批判地继承西方社会学,然后化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了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发展而寻找有效的社会控制,始终是社会学最关心的课题,舍此而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种非学科化倾向。     

应用研究的立足点在哪里——读肯尼思·D·贝利的《社会研究方法》

作为学科研究的社会学在我国恢复、重建至今,己近八年了。然而,时至今日人们总有这么一个感觉:社会学作出它应有的贡献是不够的。就社会学理论而言,未见什么重大建树。就社会学应用而言,多数还只是停留在较低层次和水平上的抽样调查。从整个社会学界来看,有一些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理论建设的倾向。进而言之,应用研究较多的也只是社会调查,并且,相当一部分的调查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不足,如有的调查把人所周知的事情进行简单的量化或者是进行多因果关系的分析,或者是工作报告式的社会学调查。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我国社会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忽     

“实事求是”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在我国社会学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同志都强调了要继承和发扬我党社会研究的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优良传统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它对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还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核心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64页)实事求是,不但是一种态度,而且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它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研究社会学所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旧中国社会学婚姻问题的初始调查

婚姻调查是旧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婚姻调查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婚俗调查,一类是婚姻问题的调查。前者偏重于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婚姻风俗的发生、发展、演变和功能,探究其根源,因而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偏重于研究婚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眼于婚姻行为和社会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群众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心理。本文想探讨的是后一类调查的初始。自西方社会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在中国也逐渐发展起来。李景汉先生在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一文(写于1927年5月1日,发表于《社会学界》第一卷,1927年6月出版)中谈到:“中国近来有了社会调查是受了欧美     

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连带的乡村教育思想都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问题及中国社会文化特质的认识与判断上的。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梁漱溟所论述的中国社会文化要义，还是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固持的理性精神与社会 / 教育路径，都贯穿了一种地道的社会学思维。他在理论陈述与付诸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学洞见与文化自觉，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需要的智慧和心态。     

社会学的分类和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般社会学和专门社会学由于社会学研究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和在这些社会现象中的人的活动,因此不可能只有一门学科,即由一般社会学来囊括各种广泛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活动。于是,社会学在自     

马克斯·维贝尔与当代社会学

马克斯·维贝尔对现代社会学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他所提出的有关官僚政治、政治权威结构、社会层化、支配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宗教世界观和法律制度等等的看法,一直被人们在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调查中广泛使用。本文目的在于扼要评论维贝尔对社会学内某几个十分重要领域的研究的影响。近年来研究维贝尔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他同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研究纠正了把维贝尔看成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