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与侵权救济

企业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与侵权救济是企业数据权利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企业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路径具有多元性特征，既要依赖《民法典》获取保护，也要适时制定专门的单行立法，还应将民事特别条例作为数据财产立法的重要补充。企业数据权利的侵权救济是对企业数据权利构建的延续和完善，侵权救济规则设计的得当与否决定着权利的设置能否充分发挥其保护企业数据财产的作用。在企业数据权利能够依法确立的情况下，对于企业之间的数据纠纷，不可再单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进行裁判，而应参照一般财产权保护路径，为企业数据权利设计科学、合理、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     

论政府数据治理的价值目标、权利归属及其法律保障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遍应用,政府数据治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作为政府治理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数据治理虽然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却缺少理论层面上的价值问询和制度层面上的法律保障,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政府数据治理中数据资源难以清晰辨别、数据价值难以有效发挥、数据权利的法律保障乏力乃至缺位.为此,在政府数据治理中,需要在搞清楚数据资源的多元类型、流动属性以及数据给政府带来的治理价值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类数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针对不同数据权利结构制定法律保护和救济制度,并提倡实施"数据新政",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府的数据治理行为.     

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与法律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展,虚拟财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的出现,使传统的民法理论受到挑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虚拟财产权的性质,虚拟财产作权为一种新型的权利是否属于传统物权的范畴,还是接受知识产权法的调整,或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独立于民法和知识产权法来看待.<物权法>仍未直接将虚拟财产作为权利客体,虚拟财产能否纳入<物权法>的保护,我们应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规范来保护日益频繁的虚拟财产交易行为.     

数字平台企业的隐私保护——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模式与路径

数字平台企业会自发地进行隐私保护,但其隐私保护水平较低,隐私保护制度应促使企业以社会所需水平进行隐私保护。然而,以事前赋权模式为特征的现行隐私保护制度,不仅无法促使企业有效保护隐私,还会限制数据的利用。本文构建了企业进行隐私保护的事后共享模式,通过建立用户和企业的利益共同体,由企业主导进行平衡数据保护和利用的决策,让企业和用户在数据利用的过程中共担隐私安全风险、共享数据利用收益。实现事后共享模式应依托平台企业建立数据信托,以数据为信托财产、以企业为受托人的数据信托可通过信托条款、信义义务、过错推定原则和受托人权限等法律制度,健全隐私保护机制,提高数据利用效率。最后,设立平台数据信托宜采用合同形式。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数据反垄断领域的意义及其实现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引入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这一权利不仅具有私法上强化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保护的意义,更具有在公法层面促进数据资源流动、在竞争法层面打破平台数据垄断的多重法律定位。目前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平台数据垄断形成的用户锁定效应与独宿现象难以突破,其根源在于双边商业模式对立足于传统一对一交易模式的反垄断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具有突破双边商业模式带来的信息传递阻碍,直接打破平台数据界限的积极作用,还可以成为平台垄断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在反垄断法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财产性数据的规范属性与刑法保护方案

财产性数据是指具有可被利用的经济价值且该价值能被市场客观化确定的数据，包括一般数据、大数据集合体、大数据产品、流量数据、数字货币、虚拟财产等。根据数据流通和集合的原理，一般数据和大数据集合体的价值来源于数据流通，无法确立财产权，而流量数据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利益，也无法被视为财物，故而这三类数据都不应被纳入财产犯罪中保护。数字货币和虚拟财产之上只能确立债权，可以被解释进诈骗罪构成要件范围，但仍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计算机诈骗罪和数据变更罪予以保护。大数据产品的价值来源于知识产权，在与财产犯罪存在竞合的情况下，应当使用更为具体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保护。除了财产犯罪之外，我国当前的计算机犯罪也无法完全覆盖对财产性数据的保护，因而应当转变刑法保护观念，从权利确认转为秩序维护，同时衔接《数据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规制非法窃取数据行为，落实交易秩序和安全保障义务。     

大数据交易背景下数据产权问题研究

随着大数据逐渐成为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技术变革,人类开始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交易背景下,数据是具有价值性?独立性?稀缺性与可支配性的资源,符合财产本质的核心构成要素,具有财产利益属性。作为新型的数据财产不能归入传统财产权的范畴,应当赋予数据财产独立的民事权利地位,以保持财产权体系随着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数据财产权是一项纯粹的财产性权利,权利主体能够依法对数据财产享有控制?使用和获益权能。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整体性权益保护的构建与反思

个人数据立法保护,既包括与隐私权相关的个体性保护,也包含与数据权益相联的整体性保护。个人数据价值的特殊分布和实现途径使得法律体系设计必须要考虑经济效率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当数据集合成为平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数字资源时,数据主体有限理性、个人数据的公共利益属性以及知情同意框架在大数据时代的局限,应得到关注。个人数据保护进路需构建整体性权益保护思维,有利于保护平台经过处理后产生的信息。整体性权益保护思维有利于兼顾个人数据治理体系中公私交融的现象,对于平台的不正当利用行为能够予以合理规制,实现社会效率最大化。     

财产、财产观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人类思想史中,关于财产的观念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或经济观念,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论述了财产制度是什么、为何而存在。在财产法中,“财产”概念可以从权利、权利客体两种意义上理解;两种意义上的“财产”相伴而生,不可分离;无论就权利意义而言,还是就客体意义而言,财产都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相联系。财产从其本质而言是法律的概念,是法律制度所保护的权利利益。     

数据财产权的理论分析和法律框架

大数据及数据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数据资源已成为新型财产权利的客体。数据资源的确权、采集、开放、流通和交易已让数据资源的民事法律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尽管《民法总则》对数据财产权有着原则性规定,但数据财产权的技术手段和法律属性尚未得到国家专项立法的认可和确定。数据财产权的综合应用需要在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中进行,特别是需要构建有关数据财产权的公开使用与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保护之间的法律规则。因此,数据财产权的顶层设计和法律规制应对所有权主体、使用原则、权利规则、法律监管等做出明确而系统的规定。     

论人工智能生成数据法律保护的多元分层模式——兼评"菲林案"与"Dreamwriter案

根据人类是否介入或介入是否具有实质性影响,人工智能生成数据可分为辅助生成数据和自动生成数据.既有学术探讨中,对此的各种保护模式各有优劣,但多集中在一种保护模式的单项选择上.结合"菲林案"与"Dreamwriter案"的判决结果,可对生成数据采取多元分层的保护模式:对独创性的辅助生成数据,可纳入人类作品范畴获得著作权;对具客观"独创性"的自动生成数据,可设立新型邻接权——"数据生成者权"加以保护;辅助与自动生成中都存在不具"独创性"的数据,可采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当数据生成者权、数据财产权尚未设立或设立后保护仍有遗漏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可对人工智能生成数据予以兜底保护.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隐私的反垄断保护:理论证成、适用困境及破解之道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与数据隐私保护交叉重叠，二者并非简单的互补性关系。然而，是否要将数据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规制框架之中，是否将其作为竞争考虑因素，目前在学理和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尚存争议。同时，对数据隐私保护相关的竞争问题，各国立法也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数据隐私属于消费者福利，是反垄断法的价值追求。同时，数据隐私保护作为衡量数字产品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大数据时代市场质量竞争的重要方面。此外，数据隐私保护法的“知情—同意”原则及事后救济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垄断行为中的用户数据隐私侵害难以全面保护。而在监管及立法上，反垄断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数据隐私保护法对用户隐私保护的局限。因此，数据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规制实属必要，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其在适用上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反垄断法过度干预可能遏制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甚至降低用户体验；数据隐私因其主观性和隐蔽性而难以具体量化；传统的价格中心主义及假定的垄断者测试法在平台经济中无法适用；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隐私保护上专业性不足。对此，应保持反垄断法的谦抑性，避免过度干预；建立数据隐私损害分析工具，引入数据隐私保护“价格”分析机制；更新传统的理论工具，建立多边市场界定机制；创新监管模式，采用协作监管、激励监管和事前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论产权社会化

"产权社会化"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某一法定主体的私人性产权部分或全部地被社会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法定主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过程和趋势.本文从这一基本定义出发,分析了产权社会化的内涵、表现、特征、实质、演进轨迹等问题,提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各类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都应该是使产权社会化.     

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提高我国国有资产整体运营效率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开,要求企业产权主体明确。而建立三级出资人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可以有效遏制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出资人缺位或越位现象,以及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行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要以资本为纽带,按法人治理结构要求对国有企业实现产权管理,通过制度创新防止出资人越位或缺位,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物联网基本法律问题探略

物联网作为一种新生产业,推行过程中涉及种种问题,法律合理地为其保驾护航尤为重要。当前物联网发展主要面临四方面的问题：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信息安全保护问题、行业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法律需求问题以及物联网应用终端衍生出复合性的法律问题。问题的解决以我国法制环境的构建为基本切入面,以信息安全法律规范、资金控制、产业分层管理、标准化建设等八方面措施的完善为着重点。     

“互联网+”高校法学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地方高校法律专业的实践教学资源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通过与传统实践教学平台的比较分析了"互联网+"实践教学平台的优势,然而在建设与实际应用"互联网+"法学实践教学平台过程中,在技术和资金投入、教学团队的创新精神、线上实践平台功能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法学线上学习资源、线上互动体验实验室、线上实践教学平台体系及教学评估新体制等措施,满足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     

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隐私保护

互联网的兴起使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面临挑战,智能手机?移动应用程序及云计算的发展加剧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泄露个人信息和侵犯个人信息隐私的情形。如何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成为各国和地区关注的焦点。我国香港地区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立法实践走在各国和地区的前列,颁布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成立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负责条例的监察执行,并于2013年至2015年间出台了一系列指引,为使用个人资料进行直接促销和跨境转移提供了具体的解释和执行方案。鉴于目前大陆地区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大陆地区可学习和借鉴香港的个人资料私隐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对于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创造更加和谐的移动互联网环境。     

试论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法律问题

国有企业如何建成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学术界努力探讨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构建“股权———法人财产所有权”的产权结构模式 ;政企分开应存在于特定企业类型中 ;应区分两种不同经营目标的国有企业。建立产权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是公司制改革的核心 ,是政企分开的关键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与法治路径

数据是信息的主要表现和转换形式，数据共享已成为个人信息利用的一种极为快捷便利的有效方式。需要建立对个人信息严密保护的数据共享机制，建立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所有权保护制度，构建个人信息“权利束”保护的工具性体系。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正当处置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合法删除的法律规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治路径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对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适用刑法保护，对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适用公益诉讼。     

重建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法律地位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和经济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而引起人们对职工主人翁地位认识的混乱和困惑。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 ,应该从经济制度的法权形式 ,包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三个方面重新思考。要重建国有企业职工主人翁法律地位 ,必须树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权观念 ,实行经济民主化改革 ,包括产权民主化、经营权民主化和分配权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