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雎》的原始结构与爱情本相

《关雎》是《诗经》第一诗,但《关雎》的结构却很少引起讨论。本文支持《关雎》错简说,并从“《关雎》之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雅七诗的结构、采艹杏的劳动程序、《诗经》中“采”字的位置与频率五个方面探讨了《关雎》的原始结构;又从“关关”并非雌雄和鸣、《关雎》中鸟与人的对应关系两个方面,演绎了这个上古时代的爱情故事——贵族青年单恋平民少女的乐哀情怀。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平衡星体”与“消融之河”──论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本文对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里主人公所欲求的两性间“平衡星体”般的理想关系和赋有血性的“消融之河”的实存状态作了文本上、传记上的分析尝试，指出了两者是作者对现代两性关系所作的批判性诊断和作者所寄寓的启示性希望。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雎》论

历来对《诗经·关雎》主旨的理解意见不一。本文将《关雎》置于艺术活动系统中加以研究。应用系统论的原理,从作品自身系统、创作系统、《诗三百》、时代社会系统几方面对《关雎》作了分析,肯定其是一首爱情诗。并对产生歧义理解的原因作了解说。     

《心中的明天》“梦幻”世界观解读

文章以澳大利亚著名原住民作家吉姆·斯科特的获奖小说《心中的明天》第一章为例,通过分析文中出现的吟唱仪式和死亡之鸟的神话传说这两种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形式,说明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是作者建构原住民身份和抨击殖民统治者同化政策的认知基础,读者只有了解作者内化了的“梦幻”世界观,使之成为作者——文本——读者互动的认知桥梁,才能理解文本特有的文化内涵,从而把握作品的主旨,体验作者的情感。     

《孔乙己》主题重探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时期发表的一篇作品。关于《孔乙己》的主题 ,一直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话题 ,近百年来对鲁迅小说《孔乙己》主题误读种种情况可以归结为两类 :一为反对封建科举制度说 ;二为等级观念说。将《孔乙己》主题的探讨纳入鲁迅作品反“看客”母题系统来加以解读 ,揭示出《孔乙己》的主旨在于揭露抨击“看客食人”的现象 ,并具体分析其“看客”的特点。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二南”对西周礼乐精神的传达——以出土文献为参照

季札称《诗经》的《周南》《召南》为国之根基,孔子崇其为立身之本。而依今人眼光看,此二十五首作品多不过是些婚恋诗,似与立国立身相去甚远。另外,汉代以来的儒生为神化其价值,又不惜作出种种穿凿之解。"二南"作品在其所处时代的性质,至今言人人殊。结合出土文献探讨发现,"二南"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时,在东西两都京畿之地采集加工后入乐的城乡诗歌,多反映人伦之首婚姻礼仪内容。其中,《关雎》是贵族依礼求偶的范本,《汉广》是成妇礼和返马礼的形象描述,《野有死麇》是纳征礼、请期礼及"结帨"仪式的再现,后两首还是"执烛前马"礼俗信息的透露。综合并观,各诗是对早期诸种婚仪内容的形象保存,更是对周初下层贵族修身齐家守礼精神的传达。     

论《关雎》中的儒家精神

《关雎》包含着“中和”的儒家精神。这种“中和”的精神就是要求情感表达适度,体现中和之美、中正之美。它对于培养儒者完善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雎》得到孔子及历代儒者的推崇和喜爱。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童庆炳：《〈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新探》指出“隐”与“秀”是刘勰提出的创作美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唐代以后才开始成熟的“意境”说的先声和理论准备。关于“隐”的含义,要用皎然《诗式》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以及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来理解。     

《无名的裘德》和《儿子与情人》中分裂的爱

哈代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作家,而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首屈一指、影响颇深的作家。两位作家一直以来都是文学评论界中的“宠儿”,“褒贬不一”、“饱受争议”成了评价两位作家作品经常使用的词汇,而哈代1895年出版的《无名的裘德》与劳伦斯1913年出版的《儿子与情人》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裘德与保罗追寻的精神之爱与欲望之爱,可以更好地理解哈代与劳伦斯两位作家之间的关系。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