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与路径遵循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科学指导、党的自我革命的百年历史演变、发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现实要求的三重逻辑而生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系列党建话语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以"四个自我""两个伟大革命""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为基本内涵意蕴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新时代构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重要论述为指导、建立健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一体化发展、加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的路径遵循。     

话语权与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通过话语的力量征服人们心灵的活动.掌握话语权意味着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正义或正当性之上,是文化外交的至高目标.文化外交主要有演说与修辞、现代媒体宣传、直接影响知识界、谋求建立话语体系内部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传播语言等途径.如果文化外交传播的国内话语和外交政策本身存在矛盾,就会迫使国内话语更改.话语形成和变迁有话语继承、话语改造和话语独创三种主要模式.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外交的技巧、建立有竞争力的中国话语体系、把文化外交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国内对外政治话语研究的议题回顾与前景展望

对外政治话语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担负着向世界表达国家政治诉求、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背景下,国内关于对外政治话语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其研究议题集中体现在对外政治话语传播、国际话语权挑战及应对策略、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构以及对外关系话语、中国政治话语境外效应等方面.依据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提升对外政治话语的研究水平: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研究范式的惯性思维;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挖掘并整合话语资源以推进话语理论创新;拓展研究视域,尤其要加强对他者政治话语及其与自我的比较研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参照,构建文明互通的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以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核心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引领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凝聚、整合和认同作用.立足新时代,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全面、准确、客观、立体地阐释、表达和传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的思想价值,是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构建政治话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动政治话语体系创新;需要不断深入学理研究和理论阐释,积极推动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需要加强社会宣传普及与推广,积极推动大众话语体系创新;需要努力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积极推动国际话语体系创新.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政治话语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是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而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展开多层次的理解与诠释.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手段、目标、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话语认知.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逐步勾勒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雏形.以概念史为视角深度挖掘建党初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探寻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征,梳理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与不足,可更好地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基本经验遵循与现实启迪.     

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