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以前幕府演变和游幕文人

幕府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的变化不断演变.通过入幕的文人,幕府与文学、学术文化始终保持着持久而紧密的联系.研究中国文学,幕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     

论汉代幕府文人集团及其文学活动

汉代幕府制度的变化以及将军对文人的器重与赏识,使得幕府成为文人的一种重要入仕途径,于是幕府文人集团逐渐兴起。汉代著名的幕府文人集团有窦宪幕府文人集团、邓骘幕府文人集团、梁商幕府文人集团、梁冀幕府文人集团、何进幕府文人集团等。幕府文人在承担军府各类军政文书之余,还不时撰文作赋,为幕主唱赞歌,幕僚与幕主之间以及幕僚相互之间常有书信往来。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正负效应

李陵之祸象一次手术,使司马迁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陕隘性;它改面了<史记>的原貌,并最终使司马迁自杀.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论朱瞻基与明代的宦官之祸

朱瞻基是明代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朱瞻基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宣德朝也存在一些弊政,尤其在处理宦官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他提高宦官地位,赋予宦官批红权,设置镇守中官等,致使宦官势力空前猖獗,无意中为宦官干政提供了保障。他对造成明代的＂宦祸＂负有很大责任。     

规模·能量·影响--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之比较

晚清时期 ,幕府的大小与幕主的职权、地位等密切相关。李鸿章的勋望、权势均较其师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 ,李鸿章幕府无论在幕僚的素质上 ,还是幕府的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比曾国藩幕府逊色。究其原因 ,除了时代的差异外 ,主要在于李鸿章本身的人品、道德、学问不如曾国藩。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淮系集团的政治势力难与湘系集团的政治势力相提并论。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关系密切,不同时期文士籍贯总是以密集点的呈现表明其分布状态;中晚唐文化虽呈南移趋势,陕西和河南籍的文士密度仍居前列;《丹阳集》编撰的意义在于确认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而初唐“吴中四士”的出现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强盛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唐朝后期与南诏的关系考察

唐朝自贞元年间和南诏结盟以后 ,由于吐蕃的衰落 ,而唐朝至安史之乱后藩镇的跋扈 ,中央政权的衰弱 ,南诏反而强大起来。唐朝最后由于内政的混乱 ,外有南诏的寇略边境 ,导致最后的灭亡。     

晚明士大夫与旅游资源评价

晚明时代旅游风气兴盛.晚明士大夫作为这一时期旅游活动的主体,在积累了丰富的旅游审美经验的同时也总结提出了他们的旅游资源评价观点.晚明士大夫的旅游资源评价观点主要是建立在旅游审美基础上的,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旅游资源本身价值的评价与对旅游资源外部开发条件的评价.晚明士大夫意识到了旅游审美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在提出这一旅游资源评价观点的同时,也强调了不同的旅游审美观在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的形成中所具有的影响意义.     

唐风与大唐女服

唐朝由于政治的开放与内外交流的扩展、思想的开放与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胡族的影响以及社会活动的丰富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尚——唐风,它以自信、开放、蓬勃向上为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也对作为“唐风”的体现者——唐代的妇女服饰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流露出健康、青春的气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失去了这种风尚,也随之带来了妇女服饰上的颓废与保守。     

晚明玩物文化与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的狂热迷恋。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新的体验和看法体现了晚明文人审美心理的蜕变。文人在体物和用物上,不再恪守传统的"道为器用"的礼教观,有意去除附在器物上的政治和道德诉求,回归物质生活本身,将生活本身作为价值所在;也不同于道家讲究精神超越的超功利审美,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超过精神上的诉求。审美与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纯粹的感官体验和个体的诉求,审美体验上的由俭入奢等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独特性。     

试论唐代的"吏道"

唐代有"吏治派"官员,出现了许多"吏道明敏"的人才。在唐代,"吏道"的主要涵义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善于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其二,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其三,具有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其四,熟悉法律,善于断案。"吏道"是一种综合政务能力。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唐五代北宋绘画与词

唐五代北宋时期绘画与词的关系,从词人与绘画关系看,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词人未必能画,但收藏、鉴赏、品藻过绘画,二是词人能画。词人兼画家身份的鉴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一批画家或词人。从词与画的结合看,有以词意入画和题词于画两方面,后者即题画词。唐五代北宋题画词,范围较广,可概括为题写人物画、山水风景画、竹梅图三类。题画词的认定,对理解词意大有益处。题画词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而且使词家能换位思考,从而为抒情写物、驰骋才情开辟出崭新的艺术境界。绘画对词的深层影响,体现在词家借鉴绘画的白描、钩勒、大斧皴、点染、着色、取景、构图等手法技艺,以刻画人物、描写景致、创设意境、抒发情感。     

《摩奴法论》、《唐律疏议》所见古代印度与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根据《摩奴法论》、《唐律疏议》对比研究,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婚姻家庭地位等方面,可以看到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比同时期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得多,这也正说明了作为中华法系下的唐代法制文明在那个时代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