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动而愈出"解

《老子》五章(王弼注本):"天地之间,其犹橐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雍长按,"动而愈出"之"出",当读为屈竭之"屈"。帛书甲、乙本均作"虚而不淈,动而愈出","出"     

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     

从“不尚贤”到“无不治”——《老子》第三章新解

研究《老子》通行本第三章对掌握老子政治思想及其圣人观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常使民无知无欲"可说是全章的中心句,它揭示了"圣人之治"的核心。该章阐述"圣人之治",始于"不尚贤",终于"无不治"。"不尚贤"与使民无知有关,"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与使民无欲有关。圣人之治除了有"虚其心"、"弱其志"的一面外,还有"实其腹"、"强其骨"的另一面。老子所谓使民无知、无欲可说是圣人以其愚而使民愚,而这与让民众保持在素朴状态中有关系。他主张用"为无为"这种积极的"无为"来实现"无不治"的目标,即圣人以其"治己"而使民众普遍"治己"。     

论老子的仁爱观

提起老子,人们一般以为他“绝仁弃义”,是不讲仁爱的。其实,他有自己独特的仁爱观。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以求正于方家。关于仁爱,在《老子》一书中有一些表面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说法。如一方面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     

冲突与医治:《淮南子》化解危机的哲学

汉初面临种种冲突,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首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彰显汉初时代哲学思潮的是<淮南子>,它以道家思想统摄各家学说,具有综合先秦诸子之学的意蕴.主张天地万物是"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所以存有的原由和本根.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天人之际相通相感.天人之际作为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淮南子>以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为其主题而展开论述,若天人之际不和谐,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圣人以至诚的精神,与天相通相感.人的神、形、气相依不离,皆得其宜.人在保养精神中,实现自身价值.<淮南子>依据其对现实社会的体认,采取无为而治的设计方案,作为为政治国的实施原则和政策.它与老子以"天地不仁"异,而认为天道、圣人是讲仁义、行仁义的.     

《老子·六十四章》"本为两章"吗

今本<老子>第六十四章之文义具有毋容置疑的"联贯"性,其内容不可分割,故当原即独立的一章.不应以见于该章的内容于楚简<老子>中分作两处为据,将该章分为"上下两段",甚而认定其本为"主题不同"的"两章".     

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

王安石的《老子注》颇具理论特色。他以元气释“道”,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他以“穷理”解“为学”,以“尽性”解“为道”,从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释《老子》的时代潮流。他主张有无并重,并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崇有”之争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无为”的弊端。他关于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的说法,则试图调和儒、道两家在“尚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他还提出“圣人无我”的说法,意图约束帝王的个人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时,提出了“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思想,从而为他的变法主张作了理论铺垫。     

《易传》"美"、"文"渊源考

《易传》的"美"、"文"源于《易经》的"含章"。"含章"是地美升华为天美的立脚点,是乾天阳刚走出巫术暗昧与坤地阴柔相应的导引,是理想人格内外美相统一的发端,为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开辟了天地境界。"章"与"文"有同有异。"章"以实致虚",主实;"文"以虚带实",主虚。它们的差异,从侧面印证了《易经》的美学意蕴只在"含章"。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

早期《老子》文本在不断发生演变。从郭店简本到帛书本,《老子》大致处于"自然分章"阶段,但人为分章的因素在不断增强。自景帝立经后,西汉《老子》的篇章进入了人为设计和裁划的阶段。帛书甲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文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的基础;从战国中期到汉初,《老子》的主题意识在不断强化,最后在帛书乙本中以"德""道"的篇名完全呈现出来。帛书二本属于成型本,而北大汉简本则属于定型本。汉简本及邻氏、傅氏、徐氏三家本均当为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老子》的立经,与其文本的定型同步展开。在西汉中后期,《老子》进入了子学化的定型阶段,严遵本、刘向本(通行本)即属于所谓子学化的定型本。《老子》的定型,以"天地—阴阳"的宇宙论为基本原理,其章数设计亦有相应的数理法则。刘向本章数设定的依据具体见之于其子刘歆的《三统历》,总章数"81"源自太初历的日法数,上下篇的章数(37对44)则依据中数五六之比而裁定。至于汉简本章数的设定,可能与盖天说有关:总章数"77",源自四七宿(二十八宿)的天文图象;而上下篇章数44和33,则依据"天三地四"说。     

帛书《系辞》新释七则

长沙马王堆帛书《系辞》"以行亓挨"句,"挨"当训为等礼,即尊卑贵贱等级差别。帛书"知之而句言"句,当读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拟仪以成其变化"。帛书"人以此佚心"句,当读为"圣人以此佚心,内藏于閟,[吉凶]与民同愿","佚心"当训为放心。帛书"《易》有四马"句,"四马"当训为四象,谓七八九六。帛书"为而施之胃之变"句有脱文,本当作"为而施之胃之变,谁而行之胃之迵,举错天下之民胃之事业"。帛书"上"字句,与今本异文较多,疑今本有误,本当作:"吉凶者,尚朕者也。天地之道,尚观者。日月之行,尚眀者。天下之勭,尚于一者也。"帛书"天地之大思曰生","思"当为"惪"或""之形误。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