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科举之态度及其意义探讨——以《重刊文章轨范序》疏解为中心

王阳明通过《重刊文章轨范序》婉转批评了儒家知识分子对举业一贯的批判态度。举业犹如其他现实事务一样,都属于"事上磨练"之"事"之范围,举业与圣贤之学并不矛盾。只有通过端正应试者的动机和目的,才能救治举业所带来的问题。科举制度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本身具有合理性,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否定潜藏着否定秩序本身的危险。阳明对待科举制的态度,所折射的正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深具政治哲学的色彩。     

儒道融合与明代文论的文化走向

明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儒中有道,无论理学还是心学,它们都属于儒家学术体系,其思想中都有道家的因子,有时甚至占很大比重。这种思想文化形态必然要影响到明代文论的文化走向,使其具有儒中有道的文化内涵,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思想,是其典型代表。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明代科举制度考论》

王凯旋先生的博士论文<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二十余万字,2005年6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科举三级考试探议"、"科举制与八股文"、"明代科举分卷制度考论"、"科举防弊惩弊制度试探"、"武学与武科举问题研究"等7个专题,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读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

先秦儒家文学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及后继者们依据其哲学观与美学观对文学现象以及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所作的阐说。在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儒家文学思想早已不是原生形态了,组成儒家文学思想的一系列重要命题存在着基于不同理论体系的多种解读。俞志慧教授《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九辑,2005年3月出版)是若干解读之一。该书在还原思维指引下,以先秦时代儒家培养君子儒的目标为切入点,对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进行重新建构,读后发现该书新见迭出,严密细致,受益匪浅。今就读书所感,略论…     

儒藏总序--论儒学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儒学作为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理论,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财富.要摆脱儒学研究的隔世感与陌生感,确立儒学的本位意识,认真搜集和整理儒学文献,建构完备的儒学文献库,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汇集儒家经学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文献,编纂出一套大型丛书,同时研究儒学文献的类别,创立一套新型的适合儒学文献的分类体系和著录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今学人面前急需完成的神圣使命.<儒藏>将儒学文献以"三藏二十四目"来分类著录,以"丛书"和"类书"结合的方法来区别处理,形成以儒学为主题的"儒经"、"儒论"、"儒史"的基本著录体系,将历史上内容繁多、门类复杂的儒学文献系统地搜集和编录起来.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发展

学校、科举制度是明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不仅对教育制度、取士方法、官僚构成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明代的学校、科举制度作为高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以绝对统一的程式取士，禁锢思想，形式与内容上趋于僵化贫乏，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但同时学校、科举制度的推行，读书人数增多，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播。     

略谈李贄尊法反儒的战斗精神

我国历史上法家跟儒家的斗争,以及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斗争,历来是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到了北宋以后,表现为理学(也称道学)与反理学的斗争。李贽就是我国十六世纪著名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鲁迅说过:儒家对言论机关的垄断,“自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明朝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敢于在言论机关被‘业儒’垄断的情况下,独树一帜,猛烈地抨击孔孟之道、反动理学,同时敢于赞扬秦始皇及法家学派,这说明他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李贽在反儒和尊法两个方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他前辈的进步思想家。结台批林批孔,研究李贽的思想对于我们汲取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认清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很有帮助。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唐虞之隆……已试之效者也”释正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的序文所谓的“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其中只有仲尼之业才是被验证的对象，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二者则是仲尼之业被验证有效的表现。仲尼之业，指的是先王之道。至少从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汉人已将学派意义上的儒家学术与仲尼之业(先王之道)及孔子等做了较为清晰的区隔，视之为仲尼之业(先王之道)的派生，被武帝卓然罢黜的百家学术中的一家。     

明代的文学选本

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集类古诗文选本为主,旁及经、史、子部,通过勾稽梳理和深入研读,勾勒出了明代选本的发展脉络,并分类汇总,概括了不同选本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代选本的优缺点。     

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

北宋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主要涉及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个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科举入仕官僚的素养,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八脚词"与宋代文章学

八脚词是明代八股文一种少为人知的异称.该文认为"脚"这个术语起源于宋代文章学,它是宋人分析文章的特殊术语,指一种具有并列意义的层次和结构形态."八脚词"这个名称透露出八股文与宋代儒学、宋代考试文体具有某种关联的消息.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