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论汉初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

从西汉初期刘邦以黄老思想治理国家起,汉初各代统治者对与之并存的儒学态度不一,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试析《史记》中的论赞功用

《史记》具有史学、文学的双重属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巨作。其间“太史公曰”引出的文字属论赞之词,将其分为记行历、讲谱系、采众言、论人物、褒黄老、大悲悯六类,以证明它在《史记》中的积极功用和重要意义。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

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司马迁和武帝同时,他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实事求是地说:武帝信方士、搞封禅大典,“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的意见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尽罢诸儒弗用”了,这是实录,并无“独尊儒术”或“独尊孔子”之措施。 班固说的“罢黜百家”,系指武帝初即位那一年,选拨了一部分“贤良”来京,丞相卫绾发现“贤     

《论六家要旨》所述“道论”源于“黄学”——读汉墓帛书《黄帝四经》

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思想,我曾以帛书《黄帝四经》的内容与汉代史事相印证,分析证明了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实际上就是“黄学”思想,而非“老学”思想。而汉代史书《史记》和《汉书》,都将“黄”、“老”并称,相提并论。可是检阅先秦文献史籍,“黄帝”与“老子”皆分称,未有黄、老并称之例。《史记》首创“黄老”一词,遂将两者混而为一,并称“黄老”。后世学者,多承其说,少有异辞,以“老”代“黄”,不加分辨,道家思想之分流遂乱而莫辨。今取《史记·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关于对道家思想的论述,与帛书《黄帝四经》(下均简称《四经》)的内容作一比较,分析其“道论”的理论渊源,以辨“黄”与“老”之别,以明以“老”代“黄”之谬。     

简析《史记》中的社会饮食结构 ——以关中地区为中心

《史记》作为百科全书,对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中期长达三千多年的社会事象作了全景描绘,涉及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作为生活头等的“食”在这部巨著中也是无处不在,对饮食（主要是“食”的方面）活动、礼仪、方式、对象和器具等都作了记载,涵盖了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从《史记》记载来看,总体上可以说,我国古代逐渐形成以谷物为主食,肉类、蔬菜瓜果为副食的饮食方式。     

汉武帝与《史记》成书的关系——《史记》札记

(一) “雄才大略”而“多欲”的汉武帝,不仅在“外攘夷狄”及“内修法度”两方面功盖千秋,且对一代文学的发展,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乐府的采集,汉赋的兴盛及《史记》的成书。 班固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武帝本人亦雅好辞章,《郊祀歌》十九章其十《天马》     

西汉初贵族生活浅论——从《七发》《史记》等文献看西汉初贵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本文以《七发》为基准和引子，结合《史记》、《汉书》、《西京杂记》等史书、文献资料，从社会和历史文化等角度，对西汉前期贵族生活进行新的全面析论，从中可体会西汉前期政治、社会生产和经济水平、交通状况及文化程度，了解《七发》产生的现实基础和背景。同时，可证《七发》的写实性，也从而证明西汉之初枚乘时期汉赋尚未“虚辞滥说”化，以求最深程度地开掘《七发》。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与文学意蕴的形成

根据《左传》的记载,先秦时期古人赋诗、答赋有其特定的礼仪形式。入汉以后,汉赋继承了先秦"赋"的礼仪形式,汉初赋家更是将其作为入仕的重要手段,使赋体成为与奏疏相似的应制文体。汉代赋家"倡优"的特殊身份,造成了汉赋政治地位的降低,使汉代赋家逐渐远离了政治中心,造成汉赋礼仪功能由此进一步减弱,而文学意蕴得以加强。     

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真实旨意——兼论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语也云:“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基于此,后人认为司马迁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的主旨是表彰刘敬和叔孙通的功绩.但综合考察司马迁的政治观、价值观、个人遭遇和笔法,司马迁是运用“曲笔”,寓贬于褒,通过刘敬与叔孙通二人的对比来深刻揭露汉代儒者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丑恶嘴脸,由此表达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不满.     

论东方朔言“海上”“仙人”事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以"仙者,得之自然",成功劝阻其"至蓬莱见仙人"行为。这是汉武帝时代对求仙狂热直接谏止并说服这位独断帝王的仅见史例,因而值得重视。此事《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司马光当有所据。《东方朔别传》有关东方朔说服汉武帝,于是"罢方士"或曰"罢诸方士弗复用也"的记载可以参考。考察相关史事,应注意东方朔海滨出身,可能与燕齐方术之学有一定文化关联的背景。或许后世东方朔神异传说的形成,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早期渊源。通过传东方朔所撰《神异经》与《十洲记》,可以发现与东方朔相关诸多传说的海洋文化因素。     

上古女子饮酒风习：以《史记》为视窗

《史记》作为描绘社会生活史的全景画卷,也记载了民间社会及高层豪贵饮食消费情景。其中,“酒”在不同场合饮用的记述,尤为引人瞩目。女子饮酒画面,在司马迁笔下得以展现生动的历史场景,体现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为认识和理解中国上古时代的酒史与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由《史记》可见当时女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酒表现。上层社会女性,亦有“宴饮”喜好。女子经营酒业,也有相关记载。     

试论陆贾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创造性贡献

陆贾在秦汉之际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以其气势宏大的学人风范,做出了许多开创先河之举,如其《楚汉春秋》在命名和创作方面均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赋作自成一派,在汉赋发展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其主张"过秦"又引发后人,形成对秦政的系统批判。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审时度势引导刘邦倡儒、重儒,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汉前期黄老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兴衰沉浮

西汉初期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由于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从汉文帝后期开始,西汉统治者即逐步改弦易辙,以主张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到汉武帝时,明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     

论汉初统治者的哲学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刘邦初定西汉天下，总结秦亡的教训，确定实施黄老无为政治，促使文景时期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得以恢复乃至走向繁荣。由此而引起国内藩王强大，北方匈奴屡犯边境，直接威胁西汉中央集权的巩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观点，成功地内削诸藩，外抗匈奴。但因而连年用兵，耗尽民力，人口减半，生产力又再遭到破坏，汉武帝命他的大臣卫青辅助汉昭帝复行无为政治，使得西汉的社会矛盾不断地得到化解，社会繁荣时期延续百多年，及至汉宣帝时期。本文用这段史实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     

从《史记》看汉武帝独尊儒术——兼复杨生民

凡事都是复杂的,不是纯粹的。因此,理解文本就需要从总体上把握,不能找个别现象来否定总体定性。董仲舒虽然吸取阴阳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他的基本思想还是儒家。汉武帝广泛用人,用得最多的是儒生,实行政策的主流也是儒学。从《史记》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时代形成的独尊儒术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