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强“四性”入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新闻媒体应该肩负的重大责任。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就是要研究新形势下各种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把我们所倡导的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从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促进形成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发挥新闻媒体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

当今我国网络社交平台正处于无序膨胀阶段，人们在面对网络信息时习惯性地相信片面的事实或拒绝相信真相。由此“后真相”现象与网络舆情乱象两者，在网络舆论空间中得以联结、共生。其本质是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与社会秩序缺乏基本共识，从而导致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网络空间成为一些网民宣泄负面情绪的舆论场，极端化、非理性的话语生态场，并干预网络舆情的价值方向，致使一些人不愿意辨别、思考事实真相，情绪共鸣的需求远大于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为此，必须改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并在合理范围内有效疏导民众非理性情绪、提升人们网络道德修养、从思想上增加对社会舆论事件真实性的判断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网络舆论空间的良性发展，进而不断提升国家的网络舆情治理能力。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媒体应对

突发性群体事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和对抗性,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社会管理带来严重危害,甚至引发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新闻媒体应当在维护国家利益、服务社会稳定、满足公众需求的前提下,及时、客观、全面地报道事件进程,并通过有效的新闻监督,促进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化解。与此同时,新闻媒体还要找好角色定位,正确处理好事件报道与接受管理、履行社会责任与扩大自身影响、工作热情与理性思考、单兵作战与分工协作等关系,使公众舆论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共同促进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圆满解决。     

微时代的躁动——民粹主义嬗变探究

微媒体的普及和微传播的发展,为现代人提供了全新的信息获取和话语表达渠道,微时代的网络空间随之成为承载民意的共同体。社会分众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条件下,部分阶层在经济分配、民主巩固以及文化认同上存在负面情绪,微媒体平台中的言论表现出情感操控远高于理性秉持的民粹主义躁动。由于微媒体的传播特性和受众心理机制相互刺激,网络民粹主义呈现规模更大,非理性加剧,群体性明显的表征。从媒介、受众和社会三个维度探讨民粹主义嬗变的动因,有利于摆正对待网络民粹主义的态度,把握微媒体平台话语权,打造理性平和的舆论环境。     

简析卢梭与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

卢梭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强调公众舆论是理性的,形成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主张通过公众共同参政议政建构自由平等的社会。李普曼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强调公众舆论产生于开放、互动的空间,容易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因而未必能够主导政府决策。这两种舆论观点为舆情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迄今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网络舆论传播中的“说服”前提

有关网络舆论的说服传播,包括社会心理、个体情绪等感性因素和专业知识、论证说理等理性因素两个方面。通过对三次“舆论反转”事件中公众“态度转变”的分析,发现行为理由“解释力”的变化规律,可以体现为“原因/辩解”的双向运动,而公众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看待行为理由则是“解释力”发生变化的关键,相关的感性或理性因素都以公众的代入感为前提。具体而言,公众的代入感包括“人物代入”“事件代入”和“视角转变”三种情形,在不同的代入情形下,“议题设置”“人物形象”和“说理资源”在说服传播中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并影响到公众对“考虑事项”的界定与接收,从而最终决定了“说服性信息”的生产。因此,网络舆论的“说服”传播是以激发受众代入感为前提,代入感的产生方式不同,其说服效果也有所不同。     

网络媒体有关官员自杀事件报道的失范、影响及反思

官员自杀事件因官员身份的敏感性和可能涉及公共利益而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各大网络媒体对于我国官员自杀事件的报道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不适宜的表达和呈现方式,有害于受众的精神及心理健康,损害政府形象,不利于受众对社会的认知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网络媒体报道官员自杀事件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公众知情权与死者隐私权、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目前我国缺乏对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相关规定或指导性意见,对报道官员自杀事件时媒体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的研究更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网络媒体有关官员自杀事件报道存在的失范现象值得反思和纠正。     

网络“人设”传播：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

伴随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甚至话语体系等都不断被技术重构。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人设”一词成为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典型网络词汇,作为一种被设定的概念化符号形象,它通过特定人物的媒介展演而吸引不同的受众群体,在无形中进入大众消费端,进而转化为符号资本与经济价值。网络“人设”符号的出现,是数字经济时代符号消费产业对于网络文化环境强有力的适应和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化症候,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鲜明特征,“人设”符号消费虽鲜明体现于精神层面,却能在资本市场和受众市场形成强大力量。本文将对网络“人设”从概念到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过程进行深入阐释,通过对“人设”符号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下网络文化症候、媒介舆论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     

后真相时代下调查记者的伦理法制素养缺失与重建——以“汤兰兰案”的报道为例

随着公众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一些涉及司法案件的调查性报道往往能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在新闻报道中,记者通过合理怀疑探寻事件真相,构建正反双方话语的平衡以实现报道的客观,并力求达成社会共识。在后真相时代,情绪掩盖了事实本身,而记者法律素养及伦理的缺失更将直接影响新闻报道的平衡准确,造成社会共识的撕裂,继而影响到媒体的公信力与普法的影响力。通过梳理澎湃新闻、《新京报》等媒体对"汤兰兰案"的报道,认为调查记者缺乏职业素养的报道是导致舆论反转,使中心由案情失焦至媒体本身的重要原因,揭示报道所中存在的法律及伦理失范问题,并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内外部影响因素。     

移动传播时代新闻话语创新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新闻话语权争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的新闻话语传播是这个社会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新闻话语通过建构社会成员的政治知识图式、内置框架引导大众舆论、沉淀为世代延续的受众心理结构三个步骤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在移动传播时代,传统新闻话语叙事出现了"不适应性",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效和作用随之削弱,创新话语表达的内容、视角和风格,方可有效提高舆论引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完成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