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钻石理论的视角

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对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供给侧改革不排斥需求管理,相反需要需求管理的协同。钻石理论的主要思想有助于应对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突出问题,在供给侧改革中值得借鉴,但不能照搬,应注意与国情相结合。供给侧改革应围绕构建微观动力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新型"强"政府、化解产能过剩尤其是"隐性"过剩等方面展开,同时要做好需求端的协同,适当扩大总需求,优化需求结构尤其是"三驾马车"自身内部的结构。供给侧改革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将从根本上内生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关于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若干思考

随着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是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区域,在农业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其重要地位和示范作用更加明显,同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瓶颈也更加突出,改革任务更重、挑战更大,应从政府扶持、粮油生产、农产品流通和加工转化等方面推进改革,调优产品结构、调好生产方式、调顺产业体系。     

绿色发展的逻辑和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分析视角

绿色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当前制约我国绿色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绿色发展需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把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结合起来,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提升我国绿色发展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需要,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改革中“去”工业与“补”服务业的统筹

本文通过对比服务业和工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解决的问题,并从服务业与工业互动关系角度分析了统筹兼顾服务业和工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孤立地看待两种产业的发展,应将两种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将服务业的"补"与工业的"去"相结合、纠正要素市场扭曲、破除阻碍服务业发展的行政垄断、加快形成服务业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促进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发展是统筹兼顾服务业和工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素与行动逻辑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交替的时期,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将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提升改造结合起来形成混合动能,对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稳过渡和迭代前进,至关重要。文化产业是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兴业态,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在重塑空间格局,优化经济地理布局,传承城市脉络,延续文化基因等方面的价值,使其成为新动力的重要组成。然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却十分突出,文化产业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同城乡差距和区域鸿沟同时存在而体现出的"供需错配"问题,制约着文化产业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制约要素供给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供给政策针对性不足导致产业均衡性和协同性不足。因此,文化产业本身也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是核心命题。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决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为出发点,以产业转型、要素创新、制度改革为基本思路,并通过创造有效内容供给和渠道供给,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演化,构建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支柱,构建三位一体的行动逻辑,塑造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     

供给侧改革中“一带一路”支撑作用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核心在中国经济内部调整,但外部经济环境也关系到供给侧改革的进展与成效。从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来看,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发达经济体增长停滞乃至进入衰退通道,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增速减缓甚至是倒退。受多重因素的挤压与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全球化发展到当前阶段,国际资本已经开始由经济逐利的本能向国家政治服务方面转移。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配合国家整体外部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基于此,本刊特组织本期《供给侧改革与对外经济调整》专题,分别就供给侧改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供给侧改革与"一带一路"战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外经济调整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只选取其中关键的几个点来分析,希望通过本期专题的探讨与研究,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另外一个思路与方向,并希望广大学者能积极加入我们的探讨。     

地域性失衡、“大国效应”扭曲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粮食安全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深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全球粮食产量的地域性失衡问题,表现为全球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以及耕地占有量等均存在严重的地域性失衡,其进而导致世界粮食贸易品种、地区贸易结构亦出现严重的地域性失衡。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国内粮食供给与消费需求、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存在着缺口性失衡。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粮食作物,但我国粮食进口贸易中却出现了"大国效应"扭曲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四种模式和我国粮食安全的五个创新战略。     

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场馆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为:供给主体单一化,产权结构创新不足;供给模式欠缺市场活力,投融资渠道单一;供给制度不完善,配套保障政策缺乏。实施"公私相混"的场馆所有权改革、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供给模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与出台扶持性政策并行等应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

从供给侧维度看,新旧动能转换是具有开放性内涵的相对概念,在逻辑体系上可厘分为器物层、技术层、产业层、制度层与观念层的"五维结构"。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面相呈现为:基于需求变动的发展动能后劲不足;基于要素供给的发展动能约束凸显;基于产业供给的发展动能亟待升级;基于制度供给的发展动能迫需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推进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应在明确目标定位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强化融合发展、开放发展与改革创新,加速形成有利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现代产业支撑体系、新需求体系、创新体系与现代规则体系。     

全面理解和把握需求侧管理的科学内涵

从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注重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协同,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部署。该文在解读需求侧管理的提出背景和历史依据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逻辑,指出如何通过需求侧管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化解有效供给不足矛盾,如何理顺分配结构、从整体上提升有效需求力,如何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打通和补齐市场流通中的堵点和短板,如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从而全面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阐明需求侧管理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推动人民美好生活的进一步实现。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