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然而,关于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却远未达成共识,因为对中国法治的问题意识,以及民法典应当达到怎样的“水准”尚有不同的认识.而民法典定位不同,法典编纂的体例就会出现差异.基于我国法治实践与私法自治的理念,我国应该务实定位民法典的目标,通过制定民法典实现民事法律的科学性、逻辑性与体系性;民法典的功能应该专注于私法(私权)裁判规范这一单一功能上.基于这样的定位自觉,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宜采近潘德克顿式,放弃其他体例.     

中国未来民法典价值初论

中国民法典是调整我国民商事关系的基本法典。其价值应体现现代民法精神,指导我国民法典编纂(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商事活动的全过程。本文初步论证了中国民法典的秩序—安全、平等—公平、自由—效益价值,旨在对中国未来民法典价值进行科学求证,以为我国民商事法治实践提供价值支持。     

法典编纂的自然法基础——以《法国民法典》为中心

《法国民法典》是以近代理性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典,自然法的理论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理性的自然法原则对法典的编纂产生了深刻影响。法典的自然法基础并不全是政治革命的结果,它离不开第三等级的支持、法学教育的准备和现实的社会需求。法典的自然法化过程并不是只发生于启蒙时代,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在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得以完成。本文通过讨论法国民法典的自然法基础,揭示其对我国当前的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启示意义。     

论《民法典》新规在房地产业领域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在我国施行,我国即将进入民法典时代。“盛世制法典,国运必兴隆。”结合《民法典》和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围绕我国房地产业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论述,着重分析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在建建筑物抵押与担保物权的实现问题。结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与实务中的实际做法,探讨房地产业在运行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和风险的防范,突出法律对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规制作用。     

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新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思考,提出社会治理的理想和目标设计,强调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指出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是提升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研究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创新与完善

弱势群体的民法保护，不仅具有民法制度演进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权及法律制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在制度理论、理念、性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中国特色，体现在解决不同类型弱势群体民事权利保护诸多民法规范设计中“中国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全面实施《民法典》和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未来《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制度体系完善，应遵循“两个联动”的总体思路，采取在“四个结合”中落实“四个范畴”的思路与对策。     

《民法典》法制思想与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

《民法典》法制思想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多年探索与实践的结晶.它为新时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丰富的营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今天,认清《民法典》法制思想与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思想,为塑造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学生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民法学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入的现实路径

《民法典》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法目的,彰显了法治目标与价值引领的同向同行,道德认同与制度约束的有机结合。充分挖掘《民法典》的价值理念,应用于课程思政,并使之统一于“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将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同时《民法典》司法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也为课程思政提供了重要的教学资源。法学教师应善于将价值元素融入教学内容,构建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的思政育人新格局。     

从利用到受益:论《民法典》用益物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民法典》的“物权编”在对《物权法》总体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增益,农地经营权的构建、建设用地的规范、居住权的设计等都体现了当代用益物权的价值功能:“利用”、“受益”与“归属”三者的协调统一,其中从利用到单纯的“受益”体现了用益物权财产化的趋向,更加规范的登记确权体系体现了对于权利“归属”的重视。从“地役权”的入律到《民法典》中“居住权”的法律构造,我国用益物权类型正在以一种更加开放与务实的姿态呈现出来,而一些关于增扩物权类型的建议则应置于尊重现实需要、稳定法律关系的角度审慎考虑。     

越南民法典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古代越南曾经是我国的版图,其法律制度难以避免中国法的影响,民事法律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18世纪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在十字架和大炮的软硬兼施之下,越南民法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全面西化。1945年,胡志明把越南的法律制度带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其所代表的意志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05年《越南民法典》集历史经验之大成并移植各国之经验站在了历史的顶峰。也许越南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及其民法典本身能对我国正在制定过程中的《中国民法典》带来一些启示。     

民法典的政治与政策解读

民法典是一个具有多侧面的复杂法律现象。除了在传统上将民法典视为法律规范和学术作品之外,民法典还具有政治和政策的属性。作为政治运动的过程和成果的民法典,一方面宣示了政治运动的某种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政治对话的平台。而作为法律政策模型的民法典,更是起到了规范日常法律决策活动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民法典作为法律政策模型具有不可解决的局限性。真正的法律决策应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经验以及个人因素的混合体。     

伪满洲国民法典若干问题研究

<满洲国民法典>是伪满洲国成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协助下制定并颁布的民法典,它由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穗积重远等审定,出台后曾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法典之一.这部法典确认了资本主义近代民法三原则,明确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并将之贯彻于分则各编,吸收了明治民法颁布实施以来日本民法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编纂过程细致有序,既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殖民满洲的企图,也隐含了一批日本法学者制定一部先进民法典孜孜以求的精神.该法典不应成为我国近代法律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民法社会化与中国民法的法典化

本文探讨了民法社会化现象,并论证了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采取以权利本位为主导,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     

前民法典时代的孳息归属问题研究——体系化解读之努力

体系化的解读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必然要求.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动产买卖等领域的孳息归属上,<物权法>第116条与<合同法>第163条有可能存在冲突.目前关于两条之间适用关系的学说相当混乱.从<合同法>第163条的立法意图、民法典构建的体系性原则、比较法渊源以及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同一法律文件中总则规定与分则规定的关系,与通常的法律规范冲突或规范不一致并不相同,两者发生冲突时,无需考虑其新法、旧法的关系,应优先适用<合同法>第163条的规定,而不应适用<物权法>第116条.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     

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探析

软法治理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软法不具备强制性的约束力,参与制定与实施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因此软法在推动企业的自律、增加管理的执行力,最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较之硬法更具优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虽然不断改善,但仍在规范体系、惩罚力度和监督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本文从建构软法规范体系、软法治理与硬法规制的相互结合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提出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