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形象的终结——韦小宝

韦小宝作为金庸先生封笔之作的主人公,历来受到诸多的非议。有人认为他不符合侠的形象,有人干脆把他当做是＂反侠＂的代表。实际上,韦小宝这一人物特征的独特性,在于他代表着金庸对＂侠客＂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使得＂侠客＂话语终结。     

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

评论界对金庸的<鹿鼎记>及其主人公韦小宝的评价存在不少分歧,这从侧面说明了此部作品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价值.本文认为,金庸在<鹿鼎记>中通过对韦小宝这一形象的塑造,首先解构了血缘师门对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的神圣性,但更加有力地建构了侠义精神的影响;其次解构了武侠小说主人公固有的行动驱动力的崇高感,但建构了真情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具有人文理想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在解构中建构,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他努力拓展武侠小说传达思想认识空间、实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无赖的灭亡与复活——对“韦小宝性格”的人文解读

在金庸的武侠叙事中,<鹿鼎记>这部奇书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部通俗喜剧对中国文化基因中一些正反同体的价值元素的深刻揭示,使之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小说.它不仅是金庸的里程碑之作,也显示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通过与鲁迅笔下的阿Q和莎士比亚塑造的"福斯塔夫性格"等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人物的文化内涵.     

真假隐士陈眉公

蒋士铨的<临川梦>把陈眉公塑造成一个交通权门、钓名逐利的假隐士,但在<临川梦>问世之前的晚明直至清初雍正朝的一个多世纪里,陈眉公在主流评价里却是一位真隐士.蒋士铨、四库馆臣以陈眉公为假隐士,是因其"山人"身份,但陈眉公交游显贵的行为方式及其名利观,与一般山人又有很大不同.陈眉公真、假隐士的不同形象,反映出不同时代文人的心态和眼光,其真、假隐士转变的个案,是明清社会隐逸文化深刻变迁的一个缩影.     

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金庸小说历史地位评说

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主要是文学阐释的产物.金庸小说不同于侠的古典阐释,它以现代意识重构了侠的形象和侠的世界.金庸对侠的现代阐释,使武侠小说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金庸小说也登上了武侠小说的顶峰.另一方面,对侠的现代阐释又摧毁了武侠小说这一古典文体的理性主义基础,造成了武侠小说的终结.这就是金庸小说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价值.     

论鲍照对同时代诗人陶渊明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陶渊明(365-427)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隐士和诗人双重身份的人物，诗人的晚年并没有离开故乡浔阳，他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在六十三岁去世时，陶渊明作为当时刘宋王朝的人物，其所留下的双重特征，成为了一个极有兴趣的问题。为什么在陶渊明死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飘逸高洁的隐士一面为世人所瞩目，而他的诗文则显得并无特别奇矫之处，虽极具     

拔剑四顾心茫然─—略论金庸小说中的孤独退隐观

拔剑四顾心茫然─—略论金庸小说中的孤独退隐观钟晓毅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作家在作品中不断地诠释、通涵孤独的心境与出路，因为这种孤独感已大量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如同空气浸透了我们的身体。即使是在热热闹闹、蒸蒸腾腾的武侠小说中，骨干里也透露出一种...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农民形象系列的独特地位

<正> 歌德说过:“现实主义作家认为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记叙性文学体裁,把人物看作小说的灵魂.”(《歌德谈话录》)中国现代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难以胜数的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在各类人物形象中,我以为农民形象塑造得尤为出色.从二十年代初期的阿Q、闰土、运秧(王任叔:《疲惫者》)、多理(许杰:《惨雾》)到三十年代的奚大有(王统照:《山雨》)、阿毛(鲁彦:《乡下》)、老通宝(茅盾:《春蚕》)、立秋(叶紫:《丰收》),一直到四十年代的李有才(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张裕民(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郭全海(周立波:《暴风骤雨》)等等,一个个形神毕肖、真实感人的农民形象深深镌刻在广大读者的脑海之中.中国现代小说中这些主要农民形象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一个个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物典型,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总体上构成了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蕴着博大恢宏的社会容量,生动地体现着我国广大农村巨大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的鲜明轨迹这样一个形象体系.这一形象体系有着它独特的地位.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