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自主的外交灵魂，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理论的外交战略创新，帝国主义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的外交斗争气魄，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的外交开放胸怀，以及不搞双重国籍保护华侨权益的侨务外交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梳理分析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既有纪念意义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战略大师,他们善于根据世界格局及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及时把握住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和重组,再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给予中国外交工作有力指导的国际战略思想.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文章主要从发展大国关系角度,探求他们如何制定国际战略,以便能把握新中国国际战略发展的脉络.     

毛泽东早期国际战略思想论析

毛泽东早期国际战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中华民族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于仇日亲俄中显现出阶级分析的国际政治观,在调侃揶揄中表露出对英美法等列强的蔑视,展示了毛泽东早期国际战略思想的宏观思想视野、辩证思想方法和民主思想理念之特色.早年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虽尚不完备,但观点明确,特色鲜明,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历程的起点.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统战思想及其启示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统战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的统一战线遭受严重挫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和灵活运用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力量,为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作出了积极贡献,创立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统战思想.这些思想散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7篇文章,包...     

坚持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学习毛泽东关于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既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最基本的保证.本文结合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谈几点认识.     

论毛泽东1949—1956年的统一战线思想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1956年党的八大之间,毛泽东对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的精避论述,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毛泽东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轮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历史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开创了源头。     

试论邓小平的教育战略思想

本文从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战略方针和战略措施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教育的战略思想。提出了邓小平的教育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教育战略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毛泽东思想视野下"红军长征过粤北"的回溯性研究

结合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基本观点,包括中国革命特点的观点、统一战线观点、群众观点等,用之观照和审视红军长征过粤北这一历史事件,以加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加深对毛泽东思想指导意义的理解.     

毛泽东"五步战法"思想初探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五步战法"思想."五步战法"是毛泽东军事科学和哲学理论有机整合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深刻体现;也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大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试图就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做些探讨。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