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走向

历史认识问题是左右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以压倒多数打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成为新的执政党,而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就具有比较进步的历史认识。日本首相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纵观战后的中日关系,可以说具有正确历史认识的领导人执政时两国关系就变好,反过来,历史认识有问题的领导人上台时双边关系往往不顺利,有时甚至坏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鸠山首相不但对过去的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重视东亚外交,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比较积极。因此,与过去相比,中日关系迎来了较好的发展平台。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推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必须把于1895年窃取的钓鱼岛群岛完整地归还中国。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妄图通过"买岛"以彰显其"主权所有",这种"洗岛"阴谋必然破产。因钓鱼岛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果断应对已取得较好效果。今后中国应不断加强各种力量,掌握主动权,力争早日解决钓鱼岛问题,以使中日关系能够出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     

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

文化交流是加深中日两国之间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渠道 ,是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友谊桥梁 ,是建立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坚实基础。它往往能起到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所不能取代的深层次的作用和效果。作者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观点 ,从八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发。     

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进入了2 0 0 5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日之间能否在今天实现睦邻友好,取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定位。任何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必然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不忘战争创伤的目的,在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向日本复仇。日本试图成为“远东的英国”,做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友。模仿英国在国际关系上走钢丝,恐怕会落得无路可退。中日关系的总体性倾向是走向一种“非敌非友”的相邻大国关系,或曰“竞争性伙伴”关系。     

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

历史认识问题与价值理念的差异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在精神层面的脆弱性的表征,它们交互作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但又往往有主次之分。冷战后特别是近年,价值理念日益成为日本政府对中国外交的重要元素,乃至上升为新基轴、新支柱等战略高度。但福田康夫首相对此进行了反拨。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的中日两国的精神主脉,在福田任内,也有了更加积极意义上的历史性相会。福田致力于重构中日间的精神、价值大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外交遗产。     

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具体实现途径和方法,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即和平和合作,其新意体现于内含的时代性、实践性、自律性。这一新理念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世界格局演变与中日关系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关系格局等三个层次的国际格局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中日、中关、日美等大国关系格局对国际形势影响最大,国际格局演变与国际力量对比消长有关,而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又与国家发展模式正确与否有关。从中、美、日、俄四大国兴衰与力量对比的演变历程看,国家发展模式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开始摸索日本国家模式的转型,把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当前国际大格局有利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有利于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合作;但对民主党政权的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前景,我们应持谨慎乐观态度而不能盲目乐观。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而作

以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为契机,笼罩在中日两国上空的阴霾终于散去。然而,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敏感的现实背景,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本文通过对中日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在变与不变中自觉把握中日关系大局的基本思路。     

中国的发展与中日关系

本文从中国的发展与中日经济关系、中日政治关系、中日在地区合作中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发展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对东亚国际关系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中日关系不断前进.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调整时期.     

中日关系"重新定位"问题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在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双方相互作用方式均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两国关系史上第四次重新定位时期。在此次重新定位进程中,中日关系已经历了两次"政冷期"和"恢复期",有了两次中期成果。此次重新定位的目标有最低、中间、最高三个层次。目前中日关系正处在由最低目标向中间目标过渡的时期。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则是这一时期的努力方向。     

玛利亚·路斯号事件与中日关系

本文以1872年7月发生在东京湾的玛利亚.路斯号事件为线索,探讨在救助中国劳工的活动中所呈现的中日关系模式,阐明了在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前的中日关系的倾向和特点。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发展友好合作,还是竞相寻求战略优势压倒对方,将关系到整个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以及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合作的浪潮给中日两国提供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21世纪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     

中日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

当今中日关系很不正常,主要表现为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三年多、“政冷经热”、中央政府交流与政党交流呈温度差等。中日关系不正常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如“政冷”开始影响“经热”、两国部分民众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升温、中日政治关系倒退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国内政治化”等。走出“一报还一报”的恶性循环,增强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的主题。     

日本和印度两国关系走向的探析

日本和印度同为亚洲国家,近年来日印两国不断接近,其双边关系的发展值得关注。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家,需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日印经济关系的发展互有所需,日方着眼于印度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印方侧重于日本的技术与资金。     

对突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几点思考

中日关系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虽然两国经贸交流日趋活跃 ,但政治关系却持续僵冷 ,各种对立与摩擦有增多的趋势。究其原因 ,主要是日本当权者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推行了一条不合时宜的强硬路线 ,一再挑衅中国的战略底线。小泉至今仍拒绝就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表态 ,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攻击中方的严正要求是“干涉日本内政” ;日本政府还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执意向“台独”代表人物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 ;更有甚者 ,日本政府还公然宣布接管右翼团体设置在钓鱼岛的灯塔 ,致使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执再次趋于白热化。日本…     

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留学交流的现状与课题

中日两国的留学交流不仅对各自的社会发展,而且对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繁荣和稳定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试图从国家战略、高等教会、社会文化三个层次对中日两国的留学制度、留学生的派遣接受以及留学生的现状等进行有益的比较性探索。     

中日“政冷”下的经贸关系及民间交流

纵观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两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然而,虽然中日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是由于中日政治关系往往处于感性高于理性的局面,而历史的纠结对其产生强化作用,由此最终影响中日经济合作,导致中日政治、经济、民间交流与合作全面变冷的恶性循环.本文以要素禀赋差异为依据深刻分析中日经济合作的理性基础,重点阐述中日"政冷"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经济效应,指出中日政治上的分歧必然影响两国间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而这种态势的进一步蔓延导致中日关系全面的对抗性博奕,最终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而推进中日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加强民间交流则是摆脱中日间政治僵局,为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恢复,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     

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认知的差异——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洋学吸收为例

林则徐与渡边华山虽身处中国和日本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在相似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动机下,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建树.只是由于中日两国吸收洋学的环境、归结等不同,二者同途而异归.正是这种同途而异归的结果,对尔后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及两国各自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协整理论研究1978年-2009年期间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原因,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业比重调整的方向相反,与服务业比重调整的方向一致。结合中国大陆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的现状,应当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引导产业投资合理布局,明确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中国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分析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往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两国贸易额开始迅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双边贸易、相互投资及劳务与旅游合作等方面都发展较快,并开展了园区建设。中马合作成绩斐然,但也在贸易逆差、市场竞争、劳工政策等方面存在制约因素。未来借助《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推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打造CAFTA升级版、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的合作等契机,中马经济合作充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