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政理念及其实现:一个分析框架

在俞可平教授将善治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善政理念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内涵而言,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伦理学意义进行精确界定之后,善政理念的政治学涵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善政意味着为民众提供一种良善的生活.民众则成为了善政实现程度的评判者.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善政理念的实现需要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政治透明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民众高度的政治参与.     

善政理念及其实现:一个分析框架

在俞可平教授将善治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善政理念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内涵而言,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伦理学意义进行精确界定之后,善政理念的政治学涵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善政意味着为民众提供一种良善的生活,民众则成为了善政实现程度的评判者,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善政理念的实现需要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政治透明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民众高度的政治参与。     

环境善政走向环境善治：我国环境治理的路径创新

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而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在我国,想要达到环境善治这个目标就必须先实现环境善政。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环境治理路径的选择历程,分析目前我国环境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与环境善治这个终极目标存在的差距;为了缩短差距,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来治理环境？是按照目前的治理路径还是学习西方的多中心治理？本文认为这两条道路在我国目前的过渡时期都行不通,从而提出了一条创新式的路径,即从环境善政走向环境善治。     

浅析善政向善治的转变

善政是历代政府和人民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善治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善政为现实基础,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善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的善政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善政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政治学》著作中，以公正为主线追求着人最大和最高目标——善，他强调个体至善和社会至善的统一，极力推崇社会政治的公正、法治与平等。他立足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利益，力求通过善政理论构建一种自然和谐的关系。虽然亚氏的政治学说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政治现象的考察和思考对于当今的政治哲学仍具有久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现代政府的善政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实现政治稳定的路径选择

任何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都必须以社会政治稳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 ,科学的选择实现政治稳定的路径意义非常重大。对处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的我国社会来说 ,实现政治稳定既是我党在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要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 ,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这就决定了在我国 ,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之路在于发展经济 ;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在于民主建设 ;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之路在于依法治国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与价值嬗变

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从而引发了重塑公共行政的运动。治理主义民主行政范式在吸收政治民主和社会自治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公共行政的基本框架,是对传统范式的改进和补充。在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隐含在公共行政传统范式中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相应的消解与嬗变,从善政逐渐转向善治。     

善治视域下我国防治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怎么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大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逐渐兴起的治理理念尤其是善治的理念及其模式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它对我国腐败问题的解决,建设廉洁政府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思路。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防治腐败,单单靠政府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而应该走一条从善政走向善治的防治腐败的道路,即政府为主导,市场、公民社会适当共同参与的监督制度体系。     

和谐社会视角下公平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建立一个公平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也是社会主义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公平政府是我国各级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标。底线公平是公平政府建设的基础,必须保障公民的生存基本需求,保障公民的教育公平,保障公民的健康公平;制度公平是公平政府建设的核心,必须建立公平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代际公平是公平政府建设的使命,必须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强环境保护,搞好民族文化传承。     

论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及其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反映。罗尔斯所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合于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政治正义原则,寻求在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条件下建立最起码的社会政治正义秩序。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对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政思想的价值范畴、寻找中国宪政建设的现实基础,提供了真理式的理论支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有机体,政治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中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都体现着一种政治文化的理念。本文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视角,从什么是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建设入手,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和如何发挥政治文化的作用等对政治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进行阐述。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和谐西部建设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快发展,为建设和谐西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西部大开发中建设和谐西部具有体现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张扬公平正义的理念、营造诚信友爱的氛围、成为充满活力的热土、构筑安定有序的环境、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的基本特征.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大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性的基础性作用,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动力,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着力点是和谐西部建设的主要实现途径.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霍布斯与洛克:两种自然状态与两种政治哲学

霍布斯与洛克从两种不同的自然状态出发演绎出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体系。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混乱无序的战争状态,其中人的终极价值目标是生存;洛克的自然状态是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和谐有序状态,其中人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享受人权。为摆脱自然状态,霍布斯设计了个人———主权者的契约模式,洛克设计了个人———社会———政府的契约模式,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社会,他们在政府目的、政府权力大小、个人权力大小以及政权形式上都有所区别。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就是要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为目标、以调节社会矛盾和平衡利益为重点、以有效的社会政策为手段,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责权明确、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当前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改革;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不断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立法转型研究

改革引发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总体特征。“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应该是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正确选择。社会变迁呼唤立法转型。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之下的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保障公民立法参与以保证立法民主;实行立法听证,构筑博弈平台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博弈;立法主体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积极介入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社会公正: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

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民主国家普遍的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物质、政治、精神三大文明建设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宗旨是塑造社会的公共精神,社会公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为此,大众传媒应着力于促进人权发展、限制公共权力、增进人民幸福、维护社会公平,并将重点放在培养社会公众特别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政治能力方面.     

环境正义:政府弘扬正义美德的新领域

正义作为古往今来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孜孜以求的真谛及坚定不移捍卫的崇高理想,不仅为思想家所推崇,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环境领域亦然如此。对环境利益的“分配”失衡和环境责任的“分摊”不公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贫困和环境危机,深刻地触及到环境伦理价值的核心——环境正义。当环境问题危机四伏,公众的环境权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市场却对环境问题束手无策之时,作为正义代言人的政府应以其绝对优势来捍卫环境正义,践行其永恒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