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著,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论曹丕的个体意识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魏晋时代个体意识自觉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丕的个体意识贯穿在《典论·论文》文章整体之中。《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价值论、“文气”论,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都与曹丕的个体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个体意识的自觉是其文学自觉的根源。     

曹丕《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

研究《典论·论文》的文章较多,但多集中于“齐气”等问题的讨论．探讨《典论·论文》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为把对于《典论·论文》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之一．本文在指出徐干《中论》在名理学上的地位的基础上,揭著《中论》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认为《中论》论证名从于实的系统性,启发曹丕把名从于实的理论运用到了对文学家的批评态度上,实现了由运用名实观批评政治到运用名实观批评文学的过渡。同时,《典论·论文》针对《中论》轻视文学的态度,高扬文学自觉的旗帜,超越了《中论》．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徐正英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则被视为这一“自觉”的最早标志。学术界称，该文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区分了文体，指出了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首言“文以气为主”。（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     

曹丕《典论·论文》甄微

目前流行的曹丕《典论·论文》撰写于黄初初年或太子时期的说法值得商榷,本文作者据文献推断《典论·论文》的撰写当在建安十六年前后。《典论·论文》不是“自觉时代”的“号角”,它并没有打破儒家传统观念,相反,它要努力使文章成为经治国家的工具。《典论·论文》劝导邺下文士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俗,用文章为曹魏统一大业服务。     

《典论·论文》简说

曹丕(公元187年—226年)的《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曹丕以前,专篇的文学论文,如《诗大序》、班固的《离骚序》、《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只就一部书、一篇文章进行评述;《典论·论文》则论述的是多位作家、多种文体,并论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和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章的地位价值、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等等。它对建安七子(又称“邺下七子”)作品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作家作品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评论原则,是前无古人的。它对文学体裁     

《典论·论文》创作时间之我见

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有建安十六年、太子时期、黄初初年前后三说。分析文献及史实,可以发现它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太子时期,因其创作与《与吴质书》、《与杨德祖书》关系密切,而《隋书·经籍志》对当时书籍存世的记载对确定该文的创作时间下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过史实研究,可以精确地将《典记·论文》创作时间定位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至建安二十三(218)年二月三日之间。     

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主张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它注意到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指出了不同体裁文章的特点,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肯定了文学的价值,从而推动了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     

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典论·论文》理论意义再认识

将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问题作为整体理解,并将它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来认识,不同意学界将《典论·论文》看作“文学的自觉性的表现”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作不同质的理解,认为“文学的自觉”在本质上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典论·论文》是“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也为“文学的自觉”揭开了序幕。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再到文学接受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地位和作品影响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文学传播在起作用。对于那些生前文学成就相差不远的作家来说，后来地位距离的逐渐拉大，传播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指挥棒。曹丕、曹植兄弟即是一例，二人生前各拥才赋，难分轩轾。但历代以来，二曹不再并肩驱驰，曹植风骚独步。这其中，文学传播对二人的地位差异之形成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又一个30年：文学的膜拜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现象考察

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是我国文学的膜拜时代。一方面是全民对于文学的膜拜,另一方面是许多受到膜拜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当时,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是政治化了的。但是,那时的文学作品,却又超越了政治,带有比政治更为宽广的文化意义;那时的文学阅读,偏重了思想的吸收,但仍然具有欣赏的意味。文学的膜拜时代告诉我们：文学并不反对写阶级斗争,但要超越阶级斗争;文学并不与政治无关,但不能只与政治有关。从政治走向文化,这才是文学之道。而阅读和欣赏,既不能只在思想方面,但作品的思想也应该是阅读和欣赏的重要内容。     

文学人类学本科专业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文学人类学将文学视为不同文学存在样态的文学共同体,该文学架构内的诸文学形式处于互动状态。此种立体网络的文学理念为文学人类学本科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使得文学人类学的教学理念发生了改变,关于教学内容与课题内涵的理解出由此出现新转向。     

由孔融"不能持论"说看曹丕的"论"体观念

孔融的＂不能持论＂说源自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人对其争议多集中在对孔融以嘲戏为论的看法上,这实际反映了曹丕的＂论＂体观念,其包括：＂论＂之文体特征为＂宜理＂,＂论＂之语言风格为＂辞义典雅＂,＂论＂之文体功能为＂成一家之言＂。     

论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之异同

自古以来,人们对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区别的认识还没到位。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真实性不同。具体来说,应用写作讲求真实而以理服人,文学写作不求真实而以情感人;应用写作的主体主要是机关单位,文学写作的主体主要是作者个人;应用写作主要用抽象思维,文学写作主要用形象思维;应用写作讲究时效,文学写作不求时效;应用写作主张消极修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