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长安城规划营建思想

汉长安城以其宏大的规模 ,独特的形态 ,一直倍受学术界的关注。汉长安城的规划营建思想一直是关注的焦点 ,本文提出以“因天材 ,就地利” ,“非壮丽无以重威”为汉长安城规划营建思想。并从汉长安城的规划营建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和规划营建的实践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     

隋唐长安城绿化灾厄及其应对

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绿化所遭遇的各种灾厄问题,运用相关正史、笔记、游记等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长安城绿化树的破坏和冲击长安城绿化体系的因素既有风暴雨雪、冰冻虫害等自然灾害,又有战争离乱、肆意妄为等人为损坏;在应对方面:负有绿化和维护专责的有虞部郎中、京兆尹、司农寺上林署、京都苑总监、四面监、左右监使、金吾卫等部门;“有司”和有识之士通过对长安城绿化树种选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槐树、榆树、柳树、杨树等树种方面,以及在隋唐宫苑内培育起梨园、杏园、石榴园等果园,为长安城建设成了兼具观赏与食用价值的绿化体系;在与各种天灾人祸的抗争中,隋唐人的环境意识和绿化自觉得到提高。     

雏议唐代“夜市”经济的雏形——鬼市

唐代鼓声鼓冬鼓冬的"宵禁"制度对其"夜市"经济的萌芽起着抑制的作用.但是通过对长安城内与远离长安城的海滨水地之"鬼市"的比较解读,以及对"拂艹林"的"鬼市"分析,笔者发现唐代的"鬼市"其实是唐代"夜市"经济的雏形与发端.     

汉长安城规划思想辨析

汉长安城的营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城建规划思想不仅有对秦代宫殿的利用问题,也有取法天象的模式,北墙和南墙的曲折包含了对"北斗"及"南斗"文化思想的认识.在汉武帝大规模营建时期,由于城建思想的变化,使得汉城的布局模式发生了巨变.王莽时期受"复古"思想的影响,汉长安城南郊进入大规模修建礼制建筑的阶段.自始至终,城建规划思想一方面主要来自古礼,主要是周礼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和阴阳五行天文术数思想有关.     

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考察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研究存在的问题,运用学术史阶段分析与洛阳地区汉墓研究比较等方法,认为长安城郊中小型汉墓研究存在6个方面的问题。20世纪初以来,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时至今日,研究题目已涉及到西汉墓葬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区域的分期编年体系也已基本建立,但还存在着对早期早段的中小型西汉墓葬文化面貌认识不清、缺乏其演变规律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与周边及其他地区西汉墓葬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的突破需借鉴一些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凉州是河西走廊重镇,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自汉辟河西四郡以来,这里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佛教在这里广泛传播并发展。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是党项羌人,西夏统治者信仰并重视发展佛教,并把藏传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藏传佛教对党项西夏政权影响深远。凉州藏传佛教是西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民族基础和历史渊源。其对西夏及后世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秦汉时期的关中自然环境

秦汉时期的关中自然环境和今天有比较大的差异。从当时的气候、水环境、植被、土壤等方面来看,关中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充沛,植被茂盛,土壤肥沃。正因为如此,秦、西汉时期的全国政治中心都选择关中。     

大遗址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分异探讨——汉长安城案例

大遗址可界定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大面积文化遗存。文章分析了国内机构对大遗址研究的特点,并专门剖析了对汉长安城的研究特点,因而形成新的视角:如何合理进行大遗址的价值分析以及如何在大遗址的价值分析基础上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价值(V)分解为文化价值(C)与经济价值(E)两部分,即V=f(C,E)=C+E。以汉长安城为实例,其研究框架为:重新认识汉长安城大遗址的文化价值与计算其经济价值,最后初步提出其遗产保护措施,以期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研究需要国际视野:首先要紧密加强国内研究机构的合作。第二,采取既“请进来”也“走出去”的双重战略。第三,充分抓住ICOMOS第十五次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机遇,让中国的大遗址研究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

针对丝绸之路鼎盛时期起点的唐代长安城内是否有作为起点标识性处所的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丝绸之路起点的唐长安城内,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城的三大标识;大明宫是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西市是唐代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而长安西面的开远门则是唐代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     

汉末公羊学衰落原因探析

汉武帝时极盛的公羊学在汉末发生了章句化、神学化等异化现象，这是它衰落的内在原因。而东汉末期的黑暗统治，古文经学对它的排挤，道教、佛教对它的冲击则是促使它衰落的外部因素。东汉末期，公羊学的思想内涵已无用武之地，于是便丧失了其存在的时代意义。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论汉代艺术的美学类型与范畴

汉代艺术是象征型的艺术,无论诗赋、乐舞、画像石还是明器,都以其数量的巨大来表达潜在的审美情感。这种数量的巨大主要表现在繁复与堆叠的创作手法和丰富多彩、驳杂并兼的创作题材上。汉代艺术之美是"崇高"的,其"相位"更接近于"壮美",这种独特美学风貌是由汉代社会思想状况所决定的。     

汉令居县及逆水、涧水考

关于汉令居及逆水、涧水的位置,由于对《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典籍理解的差异,史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永登县城西北说、连城水磨沟说、咸水河中游说、今县城说等观点。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勘验,对汉令居县及逆水、涧水的位置作了重新的考释,认为现今县城即为古令居城,涧水当为庄浪河,逆水当为咸水河。     

清代乌鲁木齐城市的构建及演变

乌鲁木齐成为新疆的首府是从清代开始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清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过程。乌鲁木齐城建过程中历经屯田城堡、迪化汉城、巩宁满城（老满城）,新满城、满汉二城合并最终形成乌鲁木齐城区。这种建城模式也凸现了乌鲁木齐城市功能的变化。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为探究西安地区各朝代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结合大量史料,对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进行剖析。分析认为：西周都城文化充分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秦都城文化体现了大一统的精神;汉长安城文化以尊儒思想为主体,整合了前朝相关理论,并有所创新;隋唐长安城文化表征了多元文化的开放气象。     

西安平考

西安平是汉代设置在辽东郡的重要县级政权。治所长期以来被认为在今辽宁东部的丹东市附近,《汉书》的注释、《辞海》、《辽宁通史》、《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著述,均将鸭绿江口的汉代安平口误作西安平县。现考,汉代的西安平,置于今辽宁西部的阜新市彰武县西北部的四堡子乡小南洼一带。西安平县统辖的区域曾扩展至今内蒙赤峰,通辽的部分地区。王莽时期,改称北安平。辽朝在西安平故地建豪州。西安平是辽东郡在辽西地区的重要门户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辽东的主要通道。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