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云中君”乃爱神

《云中君》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祭神辞。那么云中君到底是什么神?很多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著名的注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云中君“谓云神也”。他这一看法为后来各朝楚辞注家赞同。但细细从本篇文字来分析,把云中君定为云神似乎有点不妥。同朱熹的观点有微妙分歧的有宋朝的洪兴祖,他在《楚辞补注》中说:“云神,丰隆也,一曰屏医”。他这一观点并不见新,其实早在东汉,王逸就在他的《楚辞章句》中注曰:“云神,丰隆也,或曰屏医。”王、洪二氏仅一字之差。可惜的是王、洪二氏都未深究下去,如     

巫官屈原九证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刘向典校经书,分楚辞为十六卷,而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逸文自为一卷,名曰《九思》,合为十七卷,流传至今。十七卷中,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离骚经》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大招》一篇,逸曰:“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近     

九歌《东皇太乙》新解

《东皇太乙》是楚辞九歌的首篇,历来的注释家,都没有确切的解释,大多数人都是沿用汉儒王逸的说法。王逸的旧注说: “太乙,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按王逸的解释,太乙是星座,是列宿中最尊贵的天神。到底是什么尊神呢?他没有讲,只是笼统地提出这个看法。其所以称东     

《离骚》丛说

(一)《离骚》之骚为地名说前人解释《离骚》题意,颇多异说,如: 一、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传》) 二、离犹遭也。骚,忧也。(班固:(《离骚·赞序》) 三、离别也,骚愁也。(王逸:《楚辞章句》) 四、离别也,骚动也。父子离别骚动不宁,天之经也。(王(?)运:《楚辞释》) 五、离骚即《大招》所说的“劳商”,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曲名。劳商与牢骚意同,牢愁、牢骚、离骚为双叠韵,可以互相通转。(《楚辞论文集》)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新解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新解翟振业《天问》云：“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王逸注：“勤，劳也。屠，裂剥也。言禹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圣德忧劳天下乎？”（《楚辞章句》）王氏谓“勤子”指禹，不妥。从上文“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来看，主词不应...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解

《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王逸注,“纷,盛貌”,历代治《楚辞》者无异辞。王夫之变言之曰:“纷,不一之谓也”;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亦伸之曰:“纷,纷然美盛也”,实际上仍未脱旧说的樊篱。在屈赋与《九歌》中,纷字有三种用法:一是单独用于句首,如《离骚》:“纷独有此姱节”,《九歌》:“纷吾乘兮玄云”。二是与其他词组合而置于句首,以状事物,如《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九歌》: “纷总总兮九州”,此是与叠音词组合;《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喜”,此是与助词组合,与“温其如玉”(《小雅·小戎》)、“烂其盈门” (《大·韩奕》)同例,即“纷然”之意。三是置于句中,如《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凤皇纷其承旅”,《涉江》:“霰雪纷其无垠”,《九歌》:“五音纷兮繁会”,“流澌纷兮将下来”,此与第二种用法同,也是与同义词或助词(按:兮也是助词,可释为其、之等字。闻一多、郭绍虞俱有此说。)组合,以状事物。     

《屈原列传》训诂三考

一、“离忧”考司马迁在解释“离骚”的含义时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拢也。”“离忧”是什么?有的说:“离忧:遭受忧患。离,同‘罹’,遭遇。”①有的说:“离,同‘罹’,遭受。”②有的径注:“[离忧]遭受忧愁。”③再加上各种“助读”、“译注”、“注析”、“今译”……几乎众口一词,似成不刊之论,但实际都似是而实非。     

“离骚”题辩

关于“离骚”的题义,自汉以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里道:“离,别也;骚,愁也”。而近人呢,又有把“离骚”训为“牢骚”的。究竟哪种说法妥贴,除了上述说法,是否还可再作别的解说? 对“离骚”这个诗题作如何的解释,关键在于对它们的训诂,其次还要考虑到全诗的意     

《九歌》是沅湘间少数民族的祭歌

<正>关于《九歌》的原来面目,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九歌》诸神本系女性神考辨

研究《楚辞》，以《九歌》最多异说。《九歌》是南楚古神话和原始宗教的第一手绝好材料。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言：《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     

骚艺二札

“帷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美人”一词,古今楚辞研究者诠释纷纭。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四种解释: ①王逸说:“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楚辞章句》) ③黄文焕说;“美人,原自谓也。”(《楚辞听直》) ③纪昀说:“美人以谓盛壮之年耳。”(戴震《屈原赋注》引) ④马其昶说:“美人泛言贤士。”(《屈赋微》)古代笺注家多宗王注,近代学者常采黄说。如游国恩、刘永济先生(见所著《楚辞论文集》、《屈赋通笺》)等皆用黄说。上举四种说法的后三种说法不及王注更接近诗人创作意图的实     

关于《九歌》的思想意义

在屈原的创作中,《九歌》算是比较奇特的作品。它是以祭歌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委婉深曲的思想感情,故而人们对于《九歌》的思想意义便产生了许多分歧的解释。自王逸以来多以为《九歌》有讽谕之意,即所谓“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託之以风谏。”但他们往往不顾艺术形象的完整,一味比附历史,寻求影射,结果便难免穿凿附会,故其说多不为现代学者所取。建国以来,主张《九歌》乃纯粹的祭歌,并无讽谕、寄托之说颇盛,而且很有权威,以至为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取。“诗言志”这句古训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的准则。屈原自己也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由此看来,屈原的写作《九歌》当是有所感而发的。王逸等的随意肢解作品的艺术形象以求讽谕之意,固为我们所不取,但完全否认《九歌》具有讽谕、寄托的意义,恐怕也不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设若《九歌》只是一支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关于屈原《九歌》研究综述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国殇》试绎

《国殇》撷自《九歌》.从王逸编次《楚辞章句》以来,对于《九歌》的写作年代、生活基础和原始面貌,同异参互的见解一向就相当多,迄今尚未统一起来.因此,要了解《国殇》,不能不涉及整个《九歌》,并且仔细考校各种说法,择善而从.《九歌》其名,源存古远,屈原创作的《离骚》、《天问》以及郭璞作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都曾提到过.但是,屈原的《九歌》与之名同实异,其大部分材料是从楚国流传的祭祀巫歌采集来的,然后经过他创造性的整理,润饰和改写,方才蔚为奇葩.这一点,基本上已成定论.分歧在于,作品到底写于何时,所为何由.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屈原的政治态度,及其《九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所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难以调和.不过究其大端,无非是两大类,即“放逐时作说”和“怀王时作说”.     

《九歌》源流考略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丸歌》之曲。”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时的楚国只有“南郢之邑”的沅湘才有《九歌》那样的巫风和祭歌。这并不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民俗民风和《九歌》本身内容所暗示给我们的事实,兹作如下辩析。 (一)《九歌》反映了整个楚国甚至中原都有的风俗     

论声母分合(续)——《扬雄方言音辨》问题之一

叁舌面后音一、K——K《楚辞·九歌·国》:“操吴戈兮被犀甲。”王逸注:“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戈”是见母,“科”是溪母。《周礼·壸涿氏》:“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沈之。”杜子春注:“橭读为枯。”“橭”是见母,“枯”是溪母。《礼记·内则》:“起敬起孝。”注:“起犹更也。”     

对《九歌·东皇太一》之再探索——兼与何裕同志商榷

一读了何裕同志的《九歌〈东皇太乙〉新解》,对他的“新解”未敢苟同,特撰此小文以商兑之。何文的“新解”,就是把《九歌·东皇太一》所祭祀的尊神解释成为汤(太乙、大乙、天乙)。此并非“新”解,因为在何裕同志著文之前,早有人屡言之。例如,李光信的《〈九歌·东皇太一〉篇题初探》即是;郑文的《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内也有类似说法。笔者均曾著文与之驳难。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楚辞》版本,东皇太一罕有写作东皇太乙的。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