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

外交系国家间的交涉,只能由一国的中央政府掌控。但晚清外交长期存在着二元化的征象,即中央与地方外交的并存。鸦片战争发生后,西人不以交往仅仅局限在商贸领域为满足,要求提升与中国政府的全面外交往来,广州外交体制确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居重地位,北洋大臣的作用愈益趋于主轴。届庚子年,东南又成地方外交的重镇。但伴随近代国家外交理念的萌发,对外事务的趋重,交通通讯的进步,中央外交不仅有了国际法理和国家主权认可的必要性,也有了技术保障的可行性,地方外交式微。地方外交是传统时代向近代时段过渡的产物,反映了从东方朝贡关系——中西贸易关系——国家条约关系的变迁,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洋务"——"外务"的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口岸通商体制——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     

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

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有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程序。面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挑战，近代中国的反应先是拼命的抗拒，继而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与适应，以致最后主动完成了外交近代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口岸之争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已经有两百年历史。英国人对武夷茶的追求,使数亿两白银流入中国,繁荣了中国经济。但在长期贸易中,中英商业利益冲突也积累了许多矛盾。中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前提下通过十三行控制了武夷茶的价格,而英国商人期盼中国多口通商以减轻购茶费用,甚至转而控制中国茶业。英方的想方损害中方已经形成的茶业相关利益链,因而被拖延,被拒绝。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至于鸦片贸易的本身,只是一个小小的诱因。林则徐禁烟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在策略上也不是鸦片战争爆发的主因。     

论晚清传统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外交主张——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治国思潮发生剧烈碰撞。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除少数先进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外,包括清朝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内的大多数晚清士大夫仍未能对西方有正确的认识。本文从对西方人性的认识、对西方侵略性质的认识和对西方国家政体的认识三个方面对刘锡鸿出使欧洲前的西方理念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其外交主张。     

危机中的调适: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

嘉道时期,清政府通过停止三年比较、确立关税盈余办法,以及分赔章程大讨论、严厉追赔办法及盈余六成以内免议处等方面的制度调整,来力图控制关税征收,减少关税欠收.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明确了五口通商权利.随着国门的洞开,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清廷适时地调整了沿海各关的政策.简言之,嘉道时期,通过清廷的多方努力,这一时期的关税征收,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对平稳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下降.从这一意义上说,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值得肯定.     

试论宁波的近代化

试论宁波的近代化陈梅龙宁波是著名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鸦片战争后，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它也同其他沿海城市一样，渐次脐身于近代化的行列。研究宁波的近代化。对于进一步探究中国近代化的规律，辨清近代中国在沉沦的同时又不无向上的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宁...     

论清政府的军事制度对鸦片战争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制之师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军约有二十万余人,主要驻扎在京畿和东北一带,其他的分驻在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中,京畿和东三省旗兵均没有调动,故大部分八旗兵没有参战.绿营兵有六十万,是鸦片战争的主力,所以,本文研究清朝军事制度主要以绿营军制为例.一、营制与守汛之制使清军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纵观整个鸦片战争,清军基本上是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诚然,在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和缺乏近代海军的条件下,在这漫长的沿海线上要机动策应来回迎击,是不现实的.但从局部战场看,这是可能的.如浙江、江苏战场,镇海、宁波、慈溪、乍浦、镇江、南京等战略据点相距大都在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当时清军有一支数量比较可观、有一定战斗力的机动部     

甲午之前士人对西方议会制的认识

鸦片战争知彼知已的需要,使中国人通过<四洲志>一书初识了英美国家的议会制度及其价值.议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介绍到中国后,到同光时代,得到了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同.他们从"三代"遗风中发掘出议会制的历史和理论基础.梳理甲午之前士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的过程可知:体认西方议会制既是近代中国了解把握西方民主的门径,也是后来变法和立宪——中国二千多年道统之变的先声.     

中国外交体制运作之议会外交——浅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职能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是中国体制内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权力和外交职能是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宪法赋予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及人大作为中国代议机构的职能,使得全国人大开展的议会外交兼具其他体制内外交无法企及的特殊权重以及"既官又民、亦官亦民"的松散特点.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人大外交形成了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双边友好小组、参与国际及地区议会组织、以及"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外交形式.人大外交从体制到实践都日趋成熟,在中国外交的整体部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赐死制度考论

赐死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特有的一种对贵族大臣实施的死刑执行制度。几千年来 ,史不绝书 ,但有关这一制度的论述却鲜有专文。本文论述了赐死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大体时代 ,并对赐死制进行整体考察 ,揭示赐死制度的内涵与实质 ,分析君主和臣子对赐死制度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赐死制沿用不衰的原因 ,评估赐死制度对数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作用和影响。     

巴文化西播与楚文化西渐

对巴文化起源、发展和兴盛的历程考古学分析,发现巴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由西向东播迁的总体趋势。同时,伴随这一过程的还有楚文化在重庆峡江地区的出现,其西渐的态势反映了巴、楚势力的消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兴衰历程。     

人才:西部大开发的关键

人才是西部大开人才问题的关键;建立灵活的管理机制,积极引进智力,是解决西部大开发中人才问题的重要举措;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为西部大开发培养大批后备人才的长远之计.     

《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系.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料分析,<西>直接祖本<西(平话)>,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之作者.     

《西游记》的佛学阐释

《西游记》的取经成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精神的象征,成了为人类不惜冒险、牺牲七情六欲、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拯救众生的理想的事业。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超越了对个人自由的执著,而把"普度众生"作为更高的人生追求。作者所描写的人物也有不足的地方。其文本提供的结论引起了人们不少误解。     

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匈奴南下,臣属于东汉。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不断侵扰边境,双方战争频仍。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在战争中惨败,被迫挟众西逃,踏上了西迁之路。北匈奴的西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相对而言,外因大于内因。     

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西部政策

中国西部以纵深广袤、民族构成复杂多变而成　为历代封建王朝制定边疆政策的重点，因此从秦汉至明清，无不从政权设置、笼络上层和发　展生产诸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考虑，经过两千年漫长的经历之后，西部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　切，封建王朝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较为成功的西部政策。     

是“误译”还是“故译”？——《西游记》詹纳尔译本里的年龄翻译

任何翻译作品都可能产生误译,究其根底是“误读”问题,但文学翻译中的“误读”却具有及其复杂的特点.大多数对《西游记》译本的研究都集中在佛教道教等大文化差异的对比研究上,很少有文章对年龄的翻译进行分析过.通过翻译中的归化异化理论来探讨西游记詹纳尔英译本中年龄的处理,并提出一定的见解.     

《西游记》中“龙”形象的传统文化审视

作为神魔小说的典型代表,《西游记》中多次出现龙王的形象,龙王形象从取经前第一次出场到取经归来,贯穿于整个取经故事,成为《西游记》中着墨最多的配角。龙王形象之所以能深得作者青睐,既受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的影响,也是作者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有意之举。     

唐僧取经与领导能力的培养浅析

文章分析了《西游记》中唐僧在取经过程中,对三个徒弟的教化与管理,以及唐僧自己的道德素养,一路战胜妖魔鬼怪,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真经,完成大业成正果。通过对比,提出了作为现代领导应该培养自己七个方面的领导(管理)行为艺术。     

《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 ,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据清代非主流见解 ,依明代天启府志 ,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 ,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联 ,几乎成为定论。本文在引述大量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侧重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实分析出发 ,首次提出小说《西游记》的直接祖本《西游记 (平话 )》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本文建议今后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游记》之作者 ,并可在陕开辟“《西游记》旅游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