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文学地图的重绘与"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之比较

在抗战文学研究中,那种仅以"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时空而绘制的沦陷区文学地图是残缺的.自19世纪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华战争,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先后形成了一片又一片沦陷区.所谓沦陷区文学,除"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沦陷区文学外,还应包括"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学,日殖统治下的香港文学和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在内.在由这样一个时间维度、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构成的沦陷区文学地图中,从比较视角对"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进行打量,将会对沦陷区文学的整体风貌、个性差异与抗战文学的多元构成有新的认识.     

论"言文互动"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意义

"言文互动"不但是"五四"文学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新文学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方式.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在"言文互动"中逐步深入的.首先,通过分析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误区和历史局限后指出,言文互动的阙如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在于"言文互动"的形成.然后着重阐述新文学在言文互动中的探索,和新文学作家以"言文互动"的理论和创作对新文学的开拓之功.文章在最后还指出,由于文学和文学语言的本质及其发展要求,决定了"言文互动"将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伴始终.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之争绕不开如何理解"审美".正是这一点,实实在在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论争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经过"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既有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理论学科已无法再保持其固有的格局,话语转型与学科重构已无可避免.学术研究与文化现象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如何同步?学科设置与学术研究究竟孰轻孰重?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由于文学"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而再次得到人们广泛思考.     

百年国难与"国难文学史"——关于《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在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划分出"百年国难"(1840-1937)与"八年抗战"(1937-1945)两个时期,提出了"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范畴,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百年史的时代本质是"国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则是"国难文学",应当将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由外来入侵所造成的历次国难事件为题材的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专题文学史加以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并以此对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中的相关史料与叙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丰富和补充.     

好莱坞电影与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文坛的异军突起被人们誉为"横空出世",这"横空出世"与好莱坞电影有密切关系.至1930年代,观看好莱坞电影已成为上海市民难以或缺的文化生活方式.张爱玲的出现及时填补了抗战爆发后好莱坞电影退出上海后市民文化的空白;抗战胜利后好莱坞电影的卷土重来也使张氏失却原有的辉煌.张氏的创作之所以能替代好莱坞电影缺席后的位置,是因为其文本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张氏创作不同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表现.     

"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驳"文学经典的终结"——与吴兴明教授商榷

就影响文学经典的各种因素而言,虽然今日之"经济力量"不容忽视,但要说它已断送或能断送"文学经典"的生命,则明显是太过于夸张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吴兴明教授在分析"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时明显表现出一种贬斥文学经典"精英取向"的态度.假使真的出现了文学经典全都消失的这一天,那么,这一天既是文学最为悲哀的一天,又是人类极其不幸的一天.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     

别样的"成长"--解读孙犁抗战小说的一种角度

孙犁的抗战小说由于描写了根据地人民在抗战中的成长历程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成长小说",然而,在这种集体性叙事中却潜藏着更多的个人的声音.由于两种声音的矛盾冲突,孙犁的作品在主流文学中呈现一种边缘景象.当年对于他作品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让今天的我们真切感受到意识形态力量对于文学的介入.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沿思想,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哲学中的一种典型形态。正如儒学以"仁"为核心观念一样,情感现象学以"爱"为核心观念。因此,在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中,这里比较儒学之"仁"与舍勒之"爱":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的;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