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朝色目官僚政见分歧刍议

元世祖朝色目官僚政见分歧刍议张沛之色目人在元代民族四等级制中位居第二，长期被蒙古贵族作为维护其特权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有元一代，色目人做官从政者甚多，尤其在世祖朝的政治舞台上，色目官僚相当活跃。迄今多数学者认为色国官僚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被蒙古贵族利用...     

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

江南素来被认为是理学的重地、传统文化的堡垒,但这并不是说其文化的形成是单一的。大一统的元代是江南文化获取异质因素从而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蒙古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经具备相当的文化属性,统一中原后,出于政治的需要和文化本位主义的考虑,在现行的政策中很好地保存了蒙古民族和其他东迁的色目人的民族性。因为各种因素迁入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和汉族人共同杂居,蒙古、色目文化与江南文化全面接触,给江南文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样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江南的礼俗文化对蒙古、色目人也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在文化的接触中,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整个江南文化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发展,给明清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近十余年来国内元代色目人研究综述

随着蒙古西征,大批西域人东来入华.元朝把这些人称为色目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主要有:回回、唐兀、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终元一代,色目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科技文化领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为史家所关注.近十余年来,国内关于元代色目人的研究论文逾百篇,专著三部.笔者试就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作一综合概述.由于学力和条件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明代人才制度中的蒙古族策略

蒙古贵族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建立元朝后,在人才任用及科举考试中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汉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与元朝人才政策与科举制度相反,在洪武初年采用了较为明智的蒙古族人才政策。探讨这一现象,有助蒙古族与汉族关系史的进一步研究。一、元朝蒙古贵族的民族人才歧视政策元世祖用暴力征服华夏其它民族后,将国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主要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人;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夏、回回等民族;第三等系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指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少数…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畏兀儿村读书记——四等人

元区别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为四等,待遇不齐,此自系就统治者阶层间言之。蒙古乃元之统治民族,置之首位,不须别作解释。色目一辞,首见钱易《南部新书》,所谓姓氏希僻(参锡缜:《(彳曰夂)(彳句夂)轩随笔》色目条)。又按:王銍《默记》(卷中):刘琯弃官跣足走灭下访母,行次汝海间地名彭坡者,遇目者指示之,果然效验,事定,因访目者而莫见也。问于村中,亦曰未尝见此色目人,云云。是此称呼已泛用于宋人矣。迄于元代,乃谓各色名目汉人地位高于南人而低于女真契丹,金已如此。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予与尹少稷同作密院编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论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选官文书

黑水城出土的北元时期推荐任官文书和其他几件选官文书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员选任的三大要求,一是自身要具备职位所需的各种条件,二是任其他职务时的表现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条件,三是需要有举保人推荐,是北元时期铨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体现。文中还涉及亦集乃路官员对调现象,甘肃行省的仓库官经历了由各路自行选任到行省选任的过程等问题。文中所引用的黑水城文书尤其是罕见的北元时期文书,作为了解北元历史、补充以往关于元代选官制度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元代的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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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锡制度与易代鼎革

自新莽迄北宋,九百余年历史,大小十数个王朝之更迭,大都采用皇位禅让之形式。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必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九锡成了中世纪权臣夺取皇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权臣移鼎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封王,赐九锡,然后再登上九五之位,这几乎成了易代鼎革的惯例。     

从元杂剧看元代儒家文化的传播——以关汉卿单本寡妇戏为例

女性婚姻自由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寡妇可否再嫁是衡量中国社会儒家伦理思想观念是否牢固的一块试金石.相关内容的元杂剧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可以窥见蒙元社会草原文化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冲击之一斑.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