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法的道德构成与建构

守法 ,是法律的主体化和对象化 ,是个体化的主体价值与法律化的社会价值的磨合与融合。其程度取决于对这两方面价值的评价、选择和建构。     

论守法道德

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守法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和道德要求。表现为遵守法律的行为,而从内在的角度看,守法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守法的精神。在现代法治社会,守法道德既表现为对法定义务的恪守,又同时是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积极主张。     

论法治进程中的守法因素

法治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充分发挥法律对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从而使人们形成那种发自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和崇敬,并把法律内化为自身行为的准则,形成守法的氛围。自觉自愿的守法符合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法治社会中理想的守法状态就是在政府守法的榜样之下,民众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     

论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与公民守法意识的内在关联

当国家法律制度创建时,就意味着法律制度自身所内蕴的法权要求、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为社会主体设定的行为模式等应该转变为社会现实,而且也只有当这些应然要求转变为社会现实,法律制度才能是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该国家公民的守法状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因为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而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又是以公民的守法意识为主观心理基础。由此可见,公民的普遍守法既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表现,也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公民的自觉守法意识,以形成公民对法律的的普遍信仰和自觉遵守。     

守法的经济分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要遵守法律,按照既定的法律框架,展开自己的行为,拥有权利,履行义务。依据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守法主体是经济理性人,追求一定的利益;守法是一种富有经济性的法律行为,有其内在的经济机制、经济形式,存在着一系列守法成本,从而导致追求不同的社会效益。     

试论公民守法的道德义务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法制教育的论述,首创性地将公民守法的法律义务转化为道德义务,这是我党对法制教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法制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法定义务既具有法律性,也具有道德性,成为道德义务;法定义务的自觉履行是守法的道德要求,在我国有其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     

司法道德的向度及其实现

司法道德作为适用法律的德性保证,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向度上,司法道德表现为追求司法公正、远离司法腐败和忠于法律、唯法是从两个层面。就实现条件而言,司法道德既需要司法工作者个人良好职业操守和外在机制作为保障．也需要学界和司法部门以具有共识性的价值体系对司法活动的引领,还需要司法工作者将司法智慧作为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从法律正义到道德信仰——道德报偿的斯密图式及其当下省思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中,法律正义的优先性确保了世俗社会的可能性,却也只是实现有效的道德报偿的初始性社会条件。即使有正义法则的有效性以及良知的权威,对提供公正报偿的完美信念来说,人性的弱点以及良知的脆弱性,使信仰成为了一种不可放弃的要求。由此,斯密在动机与效果统一性难题的思辨中,亦以最终诉诸信仰的方式,为道德报偿命题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分析范例。     

论守法的障碍及其克服对策

守法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 ,是实现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社会中守法障碍还严重存在。造成守法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守法素质和守法环境上存在的问题。要克服守法障碍 ,其对策有 :大力加快立法步伐 ,加大廉政法制建设力度 ,加强法制教育等     

论康德的守法观——从被迫守法到自律守法

普通观念中的守法是被迫守法，康德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区分了自然法则和实证法则，并指出：一旦理性先天地认识到了自然法则，那么，就具体的人而言，在内在层面，该自然法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自然法权，当他在内心意识到部分外在法则（自然法则）同时也是自己的自然法权时，他只要内在地运用道德律，将行动的准则变成一条普遍的法则，对他而言，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出乎义务”的行为，在守法层面被迫守法就被颠转为自律守法了。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论德法同治，官德必举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本文从德法关系入手 ,论述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 ,并把官德建设列为德治的关键 ,提出了加强官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国法治与社会道德环境

当代中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环境系统由社会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主体行为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社会道德评价环境共同构成。道德认知只有外化为道德主体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统一的行为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则是由法权威的合道德性与合法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也同样是法权威的获得依据和保障。一定社会的法治总是对它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有着其固有的要求。就当代中国法治而言,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道德的一致性、道德的先进性、道德追求目标与法治目标的同趋性。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德法兼治与治国安邦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　体现了人类文化选择的根本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是唯物辩证法在治国领域中的出色运用，也是人类历史上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方略　，必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道德对法治国家之建立的作用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表明应重视道德的法治价值。道德与良法的创制,司法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完善与法的适用,行为主体良好的伦理意识与自觉守法三个层面显现出道德在法的创制、法的适用和法的遵守之间的价值关联。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道德与法三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规范复杂的社会行为 ,不能只靠法律 ,道德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江泽民同志把德治提升为治国的方略 ,并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是一伟大创举 ,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