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轮回果报观下岳飞转世故事的演变

关于岳飞转世的说法，历代并非一成不变，正史和野史、笔记小说等文艺作品中的说法也不一样。岳飞的转世经历了一个由只有象征意义的鹄鹏，到具有初步果报预言思想的猪精，再到蕴有佛家深意的张飞、大鹏金翅鸟的转变。而这一演变，突出表现了民间道德的正义感和对英雄人物的美好期望，是百姓心愿的一种宣泄。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奥义书思想

奥义书对印度古代不少宗教都有重要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与奥义书有关联。一些佛教理论是在改造批判奥义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还有一些佛教理论则直接采用了奥义书中的有关思想。早期佛教的教义与奥义书中的婆罗门教思想既有差别点,又有类似处。吸收了大量奥义书成分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成为印度古代两大主要宗教体系,对印度后世基本文化形态的构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轮回观的道德形上学意义

作为佛教伦理的道德形上学原理之一,轮回原理具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人们行善去恶的行为动力,其具体的原理涉及业报论、三世论、六道论等。业报论解释了业因报果的作用,构成佛教的道德因果律,这是排除了上帝作用的自然律,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三世因果论解释了人们现世生存状态的原因,指示人们在当下应当的行为方式,也指出了今后的人生发展趋势,是业报论在时间中的体现。六道则是轮回的具体范围,既有空间性意义,更有共时的价值性含义。六道轮回的价值指向则是超越轮回,追求解脱。在轮回的主体问题上,佛教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论人间佛教的历史必然性

现今时代是近代以来由太虚大师首先开启的人间佛教在海峡两岸及全球各地蓬勃发展的时代。鉴于人间佛教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和重要的成就,因而本文提出对其经验、教训展开建设性的研究和理性的探讨,这是有其必要性的。为此,本文提出人间佛教历史必然性这一议题,认为这一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关乎今后深化认识、理解人间佛教思想、运动的理论关键。文章从佛陀本怀、佛陀之后的佛教史、菩萨智慧学、近现当代人类文化普世性价值的变迁等四个方面,对于人间佛教历史必然性的议题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论证。篇末我们观察、分析当今中国大陆人间佛教文化健康开展的态势,并以"南有济群、北有真广"两大人间佛教道场的耕耘与成长,概括这一发展态势。文末我们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也对星云大师佛光团队在人间佛教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及其世界意义进行了一些新的分析和说明。     

佛教的“涅槃”观念

从对涅一词的主要含义 ,它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形成、发展、影响及在中国的传播的考察 ,以及对佛教的涅观念与婆罗门教的解脱观念之间的关联的分析 ,我们发现 ,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都涉及涅观念 ,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涅观念有明显差别 ,涅观念传入中国后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 ,中国佛教宗派的不少重要理论都围绕涅观念展开     

净空的佛教观探微

净空是台湾知名的当代高僧。他认为佛教是佛陀对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真善美慧的教育。释迦四十九所说的一切经,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知觉名佛菩萨,不觉名凡夫。修行就是将人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并依戒定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修学的基础是三福,待人依六和,处世修六度,遵普贤愿,归心净土。净空的佛教观中的和谐论与孝论对于建设和谐生活与核心家庭有借鉴意义。     

生死涅槃说探讨——佛教的死亡意识分析

佛教以“涅槃”即生命的终极问题(死亡)作为中心概念来展开其全部教义。本文围绕“涅槃”这一佛教死亡意识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涅槃说的起源即“四圣谛”说,梳理了佛教自身对涅槃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涅槃概念的演变过程;重点检讨了佛教中几种有代表性的涅槃学说。文章最后以高僧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代表,讨论了中国涅槃师的思想特色。     

略论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问题

在佛教的发展史上,部派和大乘的出现是很重要的两件事,但也是佛教史研究中至今未能得到最后解决的两个困难的问题。长期以来,从事研究的学者们大多都认为,部派佛教属于小乘佛教的范围,部派就是小乘。这一观点曾被广泛接受。可是,事实是否就是这样呢?本文的目的即想就此提出疑问,并略略加以讨论。在目前的研究阶段上,不过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或探索。     

论佛教与当代民俗失活的相互影响

内化在民俗性格中的佛教观念对我国民众的行为方式乃至信仰心理都产生了广泛而稳定的影响。同时，当代的民俗生活也正以其新的价值取向冲击着传统的心理积淀，使佛教呈现出了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从而印证：只有根基于民俗生活、适应民俗心理需求的宗教，才是有生命力的宗教。     

中国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     

实体、心识与超越——佛教时间观的哲学省思

佛教以缘起性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物理时间离不开事物的运动,其中并无时间实体的存在。唯识学进而把物理时间还原为心识的功能,认为现象世界不过是众生心识的变现,时间是依于色法(物理现象)与心、心所法(心理现象)假立的表象形式。凡夫因为无明障蔽的原因,虚妄地以为时间具有实体的性质或者有超时间实体的存在;圣者破除了对于实体的执着,不再为时间幻相所束缚。就此而言,佛教时间观并非纯粹的思辨问题,而是关乎心性超越之道。     

部派佛教的“法”与“我”的实有与空无观念

部派时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诸部派关注的问题很多,其中对“法”与“我”的实有与空无问题的讨论最为突出.各派这方面的理论实际涉及的是世间事物和人生现象的本质问题.这些理论体现了有关部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倾向.部派佛教就这类问题的探讨对推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进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晚唐至晚清,民国时期和建国后至今。隋唐佛教中国化完成后,佛教的慈善思想基本形成。宋以降佛教慈善实践在佛教世俗化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做出适应性调整,佛教慈善在佛教弘法利生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显现出制度化、规模化和地方化等特征,持续至晚清外来文化的介入方始终结。民国时期人间佛教逆势中兴,在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建树,建国后人间佛教继续发展,但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发展一波三折,逐渐边缘化,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和实践逐渐增多。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特征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佛教经由与中国民族宗教道教的斗争与融合，对儒家思想由排斥到吸收，直至“儒佛一统”论的提出与确立，使自己在理论形态与实践形式上均获得了鲜明的中国化特征。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表明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中国本土文化主动靠拢所达到的成就，更表明了中国文化容纳吞吐异域异质文化的博大胸怀。     

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

国内外对印度佛教逻辑的认识有普遍的误解。印度逻辑史上首次创建演绎论证式应当归功于佛教逻辑。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是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陈那因明为印度演绎逻辑打下基础,法称因明最终使论证形式完成从类比到演绎的飞跃,使之达到西方逻辑三段论水平。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佛教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与儒家“克己复礼”的比较

佛教所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与儒家所主张的"克己复礼"虽然有着同样的道德诉求,但是两者的实践语境是不一样的。佛教在"为己"修行的基础上来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儒家则是在"为人"修身的基础上来实现"克己复礼"。不过,佛教的"为己"修行并不是自私,而是"回归自性"的"净心"。佛教的"净心"固然有"自利"的一面,但佛教就是通过这种"自利"的"净心"来开出坚实的"利他"道德的;而且在佛教修行中,"净心"和"利他"并非是历时性的关系,而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净心"的过程即是"利他"的过程,"净心"的同时就在"利他",这就是佛教修行"自利利他"的道德定律。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