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渔拟话本小说“无声戏”的美学风格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无声戏"是李渔小说观的理论概括,这一观念,使其小说在思维的文化机制上体现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一是强烈的文人虚构意识;二是立意、选材和情节上的奇异化.基于此,他的小说也就具有了"无声戏"的独特的美学风味.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李渔小说创新论

“无声戏”是李渔的小说观 ,其内涵包括“通俗”、“传奇”、“创新”三个方面。“创新”是李渔小说创作的基本准则 ,也是其作品“自成一家”的重要原因。李渔小说的创新思想体现在“文无定格”、“结构第一”和“团圆之趣”三个方面     

“空中楼阁”的势力场域——李渔《十二楼》与小说的近代进路

李渔把代表其小说创作高峰的《十二楼》称为"空中楼阁",不光体现他对园林设计的嗜好,也凝聚着他的文学以虚构为核心的主张。小说中亭台楼阁成为规训身体和道德的空间装置,而李渔采用反讽和戏仿的解构策略,在政治与美学的协商中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同情,重申了晚明的浪漫精神。另一方面对园亭楼居的描绘渗透着当时兴盛的园林美学的符码,表现了李渔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奇妙观赏,也给小说结构和风格带来美学上的突破。"空中楼阁"犹如各种文学与文化力量交涉、对冲或融合的势力场域,映现出明末清初急剧变动的时代精神,而李渔沿着"文人小说"的进路,以其多元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使小说成为一种既能负载与更新文学传统、又能展示其独立身份的最富活力与时代性的文学样式。     

李渔的尚奇意识——以小说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尚奇之风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从上古的寓言到明清小说,可以找到不少这方面的例证。明清时期尚奇的内涵有了新变,关注点有所下移,日常生活进入了创作者的视野,李贽、公安三袁、冯梦龙、凌濛初和李渔等人都是践行者。李渔在小说创作和实践过程当中,借鉴戏曲创作中的某些质素(特别是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李渔对新奇的追求有着社会和家庭的因素,也与他作为一个文化领域多面手的身份有关。李渔肯定四大奇书,评点《三国演义》,体现了他对奇的认同和尊崇。但是李渔在小说创作中,并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求奇,而是有一定的分寸。这凸现出李渔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身为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文人,对自己群体的坚守。     

李渔"无声戏"小说观的文化哲学探析

把小说当作“无声戏”来看,是李渔对自己小说观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之间有机联系的深刻体认。李渔“无声戏”小说观,是晚明清初文化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李渔独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论李渔小说的叙事艺术

李渔小说的叙事,表现出对于当时常规的突破,体现出新颖的叙事特征.其主要特征为:在故事层面,情节简单,一线到底;在整体的全知叙事中随时调整视角,构成角度复合、自由转换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时间上,采用灵活多变的时间策略,以顺叙为主,兼用倒叙和预叙,使叙述更加错落有致;在叙事空间上,对于园林建筑的引入,无疑丰富了人们对空间的独特感受.这些叙事技巧的适用,不仅体现了李渔对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也预示着古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创新和走向.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好色、好货、率真——《十二楼》、《无声戏》中的尚情倾向

在爱情上重欲轻情,对财富、功名、权势的占有欲和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从而使李渔的小说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和特殊的艺术魅力.     

李渔小说的喜剧化表现形态研究

李渔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喜剧化倾向,其主要表现形态为:科诨艺术的穿插,利用误会、巧合等手法制造的不协调性,游离于小说情境之外的游戏心态和大团圆的故事结局,从而制造出浓郁的喜剧效果。     

关于清代《红楼梦》戏曲中刘姥姥问题的探讨

明清时期,小说对戏剧的影响更为显明,不少传奇、杂剧的题材都来源于小说,尤其是四大古典名著。相较而言,戏曲改编《红楼梦》小说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学价值。但戏曲和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体裁,《红楼梦》小说的戏曲改编者若不能恰当地取舍或化用原著的情节内容,其改编效果必会大受影响。清代很多《红楼梦》戏曲(以下简称"红楼戏")对刘姥姥问题的失重处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小说的人物刻画

查尔斯·狄更斯以给人物"加标签"的方式成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形象独特的人物。这些人物非常有活力,令人难以忘怀。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在情节甚至书名被遗忘之后,仍然能久久萦绕于人们心中。     

镜中之像--阅读和理解昆德拉小说世界的一条新路径

昆德拉的几乎所有小说文本中,镜子都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频繁出现,为他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展开提供契机.透过镜子,我们就能明晰地洞察到昆德拉小说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以拉康的镜像理论为切入点来观照昆德拉的小说文本,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这些人物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遭遇的悲剧性命运,是一条把握昆德拉小说世界的新路径.     

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图景——路翎小说中的疯癫人物透视

路翎小说中描述的疯癫诸相,如自虐、极端狂妄自大、虚妄的幻觉体验、道德上的自我惩罚、情欲绝望的兽性等,既是社会真实情状的书写,又是他的挖掘人物“原始强力”和发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不但强化了作者对造成疯癫的黑暗丑恶社会愤怒的控诉,而且拓展了人性书写的空间。     

试析福克纳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怪诞性

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以其内容的丰富性、技巧的创新性日益引起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本文试图通过对福克纳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简要分析 ,以期揭示其怪诞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父亲形象研究

由于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福斯特的作品中经常缺乏父亲形象,而福斯特小说中的“父亲”问题也很少受到关注。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受到广泛关注,这一理论认为,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结构是组成稳定家庭的关键因素。父亲的缺失会使这一稳定结构遭到破坏,但是,由于父亲缺失遗留下的位置会由他人或他物来填补,父亲的缺失也是象征性的。在福斯特作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父亲的缺失就是象征性的,父亲对女儿的监控作用通过其他人物得到了实现,文本中缺失的仅是父亲的形象,父亲的声音却是贯穿始终的。     

试析小说《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狄更斯是19世纪继莎士比亚之后又一位举世闻名的英国伟大作家。《双城记》是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该部作品故事背景被设置在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代。在《双城记》中,狄更斯通过对封建贵族阶级残暴统治的无情批判和对人性罪恶的揭露,表达出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暴力革命的憎恶,并深刻地展现出了宣扬仁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首先简述《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光辉,而后浅析作品中主要人物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最后再对其蕴含的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进行思考。     

从话剧《茶馆》看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

老舍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作为幽默大师的老舍,在创作其作品时经常把喜剧性和悲剧性巧妙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寓悲于喜、寓庄于谐的独特艺术风格,诙谐幽默的语言往往描绘着一个个令人叹惋的悲剧。话剧《茶馆》典型而又鲜明的体现着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风格,剧中人物的言语诙谐幽默,人物的命运悲剧寓予其中。老舍通过对人物的简要塑造,旨在探究人物的喜与悲的社会根源。     

清传奇水浒剧《偷甲记》价值观念述略

敷衍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偷甲记》是清初重要的传奇水浒剧。与《水浒传》相比,该剧虽然在思想观念上依然是褒扬忠义,但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深刻。《偷甲记》中梁山人物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助行忠义、热衷政治和建功立业的共同特征,但几类人物之间仍存在微妙的差异。该剧明确提出了奸臣作乱于内是梁山聚义的重要原因,梁山人物对＂盗贼＂身份亦有了全新的认识。《偷甲记》继承了明代水浒戏士大夫化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和功名事业依然是梁山人物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