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葛镇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惠农工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是其两面。应用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以江西省葛镇的新农村建设状况为例,实证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关系,从中得出启示：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此消彼长,不能同时消失。并据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政府持续重视新农村建设,但阶段重点不一样;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素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如此,提高乡村社会自主性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长久效果的保证。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实现;信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新农村的农民合作与生产发展;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新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而现阶段,乡村社会资本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的要素、运作方式及其制约因素,并探讨提升乡村社会资本的路径。     

国家审计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本文以促进各项惠农政策全面落实和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为目的,结合新农村建设特点,从新农村建设审计的主要内容、切入角度、基本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力求构建一套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审计理论和操作方法.论文还选取了绍兴市新农村建设资金专项审计调查,就国家审计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生态问题探讨

良好的乡村金融生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落实国家三农政策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阐述了金融生态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对我国乡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金融生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就改善乡村金融生态提出了若干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生态问题探讨

良好的乡村金融生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落实国家"三农"政策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阐述了金融生态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对我国乡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金融生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就改善乡村金融生态提出了若干建议.     

新农村建设"三观":问题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我国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全面布局、稳步推进。总体上看,新农村建设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改善了村容村貌,发展了生产,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一项支农惠农的好政策。然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日趋深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隐患,需要加以总结和调整。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缺失表现与提升路径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是农村公共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肩负着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快速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重任。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影响着党和政府关于惠农支衣政策的落实。因此,梳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缺失表现、探讨其提升的具体路径,对加快新农村建设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政策供给有效：惠农政策实施效果研究——以关中7个县的调查为例

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惠农政策供给有效的关键问题。从供给需求理论的视角出发,基于惠农政策的分类,分别从惠农政策受益程度和惠农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两个方面对关中7个(区)县惠农政策进行分析,发现:从政策供给层面来看,当前我国惠农政策供给契合了农民的政策需求,实施效果得到了农民的肯定,政策供给有效性较高。同时,基层政府对惠农政策的落实状况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从政策需求层面来看,农民对社会保障类和教育培训类惠农政策的期待,构成了惠农政策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的方向。上述结论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效启示,即乡村振兴战略中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契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一方面,国家政策出台需要充分适应农民需求的变化以强化供给的契合程度;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切实转变职能和作风,积极高效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各项政策,以提高政策供给的效果。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村落自组织与乡村精英型塑——以贵州省安顺市九溪村为个案

将贵州省安顺市九溪村置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考察,运用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并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就村落内部如何利用自组织去型塑乡村精英以增强农村发展的内发动力问题进行研究。在保持国家对农村提供宽松体制环境的同时,在国家、社会继续保持对农村的政策、智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信息、能量供给的同时,要使新农村建设形成高效的局面,必须重视对村落自组织的培育和乡村精英的培养。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问题探析

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面临着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度与效度的削弱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制度内的国家法律供给不足且与乡村社会需要不甚契合、乡村社会里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缺乏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切实采取措施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的良性互动、加强对乡村社会法律资源的供给以及切实推进行政控制手段自身的改革。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职能演变研究

着眼于农业税取消前后农村基层组织职能的演变进程,探索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职能演变的规律,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基层组织更有效地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作,把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     

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机制初探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破解"三农"难题,是一个实践意义很强的问题。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互作用,发展得好,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旅游资源吸引力、旅游市场拉动力、政策、环境、物资技术和管理服务的支撑力、社区居民推动力以及发展目标等方面构建了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系统模型。如何实现二者协调发展,需注重保持旅游村寨的地域文化特色,保持旅游村寨的乡村性,注重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社区参与,注意乡村旅游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统一,以实现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一体化发展为目标。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供销合作社: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

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实施了政策惠农、科技支农、龙头企业带动、能人治村等，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一些潜在的问题正日益显现出来。大量的实践表明，要系统地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必须寻找一个具有公益性、盈利性、系统性和根植农村性等特征的载体，而供销合作社作为长期为农服务的组织，具有充当新农村建设组织载体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而需要更好地发挥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五大服务体系，提高组织效能。     

乡镇驻村制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

驻村制是由解放初期的农村"工作队"演变而成,是一种反官僚化运作的工作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运作机制。然而,从目前驻村制的运作特点看,原本"反科层化"运作的驻村制已经越来越具有科层化运作的特征。随着秉承"走群众路线"的乡镇驻村制向科层化演变,乡镇治理方式和乡村关系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乡镇干部也从具有乡土气息的农村干部逐渐演变为远离村庄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现代公务员。虽然这一演变形式上符合现代官僚制组织的特性,但实质上远离了群众路线,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得愈加松散,乡村社会的各类治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